张谷：定罪没问题量刑接受不了

　　北京大学民商法教授张谷的观点与许章润相反。

　　他认为，从法学上看，所谓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ATM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不管距离银行远近，它都应该是银行这个法律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

　　许霆取款时，ATM虽然知情，但却不能像自然人那样将这件事告诉给银行，因此，可视为“银行并不知情”，具有了“秘密窃取”的特征。在第一次取款中，许霆货币增多而银行货币减少，构成不当得利。但在其后的取款中，许霆是将取款作为一种窃取手段进行利用，其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其二，“盗窃金融机构”要加重刑罚也是有一定的立法目的的。银行容易成为盗窃抢劫的目标，需要特别的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的刑罚没有对金融机构进行特殊保护，那么，这个国家的银行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刑罚重点保护银行有一定积极意义。

　　另外，银行有严格的保安系统，突破层层关卡进入银行盗取东西并不容易，如果真的成功了，其行为则比较恶劣，法律上将这种行为作为“加重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案并不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突破层层保安，属于例外的情况，应该特殊处理。

　　该案从定罪上没有异议，但在量刑上让大家接受不了。

　　对此，许章润接着表示，对金融机构提供适当的、额外的保护，他没有异议。但这种“特别”不能改变它作为商业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它毕竟只能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不能给它更多的过份的照顾，更不能厚此薄彼。

　　在许霆案件中，我们严格按照法律逻辑来推理，推理来、推理去，推出的最终结果让大家都觉得“比较重，应该判轻点儿”。

　　法院根据法律推理出来的判罚本不应该违背一般人的常理，但本案讨论来讨论去，最终的结果是大家有一个共识——“龟儿子，太重了”！

　　徐松林：民事能解决不该动用刑事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表示，盗窃的特征是“秘密窃取”，在该案中，许霆使用他的真实身份、使用自己的工资卡、公开取钱，不能算作是“秘密窃取”，只能算民事上的不当得利。第二，将“出错的柜员机”认定为“金融机构”是否合适？在国内，没有任何法律解释说过，一部有瑕疵、乱吐钱的柜员机是金融机构。柜员机是银行的设施，它必须是在银行的控制下才能视为“金融机构的延伸”，现在它出错了，金融机构不能控制它了，还能将其定性为金融机构吗？

　　第三，刑法代表的是国家公权力，事到迫不得已时才适宜动用。如果能用民事途径解决，为什么要刑法干预？

　　另外，根据刑法定罪还要考察“期待可能性”。人非圣贤，当一个正常人发现柜员机出现“可用1元存款取走1000元”的漏洞时，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多次取款，既然所有人都有可能做出该行为，那么刑法就不该判所有人犯罪，同理也不该定涉案人许霆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