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感觉，银行ATM机出现故障，许霆做出这样的行为，说明他法制意识不强，品行德行有问题，这是首先应该确定的。”省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戴达年认为，从“许霆案”来看，社会、家庭、单位都要加强法制、道德教育，从道德上引导公民，培养法制意识，知道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如果我们每个公民素质相当高，ATM机再出现问题，也不会发生‘许霆案’。”

　　“从银行来说，则应该强化责任，尽可能确保正常的运作，包括正常的银行结算，ATM取款机和信用卡的正常使用等等。”戴达年说。至于在这件事上银行有没有责任，戴达年认为银行的责任比较难界定。“如果是某个人在操作，就容易界定责任，ATM机就很难界定责任了。”

　　对于1997年的刑法把盗窃金融机构“3万～10万元以上”定性为“数额特别巨大”，这个标准对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滞后？戴达年表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