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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2018-05-15 16:32:04 银行家 

  我国于2013年发布了针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操作指引, 其中对商业银行如何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护金融消费者以及银行职员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进行了明确。以分析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同心圆理论为基础,以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金融消费者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作为对象,结合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从内部治理模式与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为着眼点,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改进路径,同时提出针对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应当同权共治,在治理结构上应当更加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调整权力结构,完善银行公司治理规范以及信息披露等制度,进而对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风险进行指标化评级,更好地保证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与商业银行绩效之间的同向均衡关系。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

  我国早在2002年就已经出台了有关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法规、文件,其中也有很多关于指引性的操作。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先后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信托公司治理指引》和《加强外资转制法人银行公司治理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针对公司治理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法律文件,这些都为我国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框架以及制定公司治理规则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金融行业的改革也在逐渐进步和深化,商业银行等股份制改革进程也在进一步加快,以往的公司治理文件和指导政策已经不能够应对新形势下的治理特征,出现了很多问题。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的必要性

  商业银行的内部稳定与经营绩效与其公司治理息息相关, 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缺陷会直接导致金融消费、储蓄以及信贷的危机出现,还有可能存在其他风险,进而引发政府及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因此,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必要性体现在新时代金融改革过程中。通过充实资本的方式,国家已经将很多不良资产从商业银行中剔除,但针对商业银行治理模式中的利益相关者约束机制、履职评价机制(针对董事和监事等)、董事会规模较小等问题(表1是我国部分上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情况),还有针对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披露规则等均有诸多漏洞与缺陷。这些不仅需要制定相关的规则、指引来帮助商业银行从内部、外部入手,解决公司治理中以利益相关者为关键点的难题。同时也可以夯实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因此在相关理论变革的基础上梳理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语境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我国商业银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十分重要。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理论变革与基础

  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理论最早于1959年被提出来,而后,众多学者对其也有了新的观点和不同的认识。理论的历史沿革可见表2,根据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之间根据资源禀赋程度进行投入自我资本价值,并以满足企业的需求为基础。企业针对利益相关者所提出的要求进行满足,主体之间呈现同心圆的形态趋势,这也是彼此产生共同治理的根源所在。因此,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需要共同治理才能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与依存。

  此外,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具有所有权,而经理人具有经济理性却负责经营公司,这就导致公司决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自益标准”的发生,所以公司最终决策可能并不会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进而言之,假如公司的股东不能对经理人的所作所为进行有效控制,那么股东的资金将受到损失。为防止因谋其私利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股东利益损失,激励机制的创建与共同治理运行机制运行是很有必要的,即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产生与发展。这也为后面的契约理论奠定了基础。

  商业银行治理的经营绩效还依托于契约理论。科斯认为,契约理论主要是描述企业是生产要素的集合体,需要通过交易满足劳动与资本长期权威性的合作关系。这种契约可以是多边主体建立起来的契约,在形式要件上可以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为达到双方共同的目标与经营效果,利益主体通过给企业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效果。因此,这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在利益相关者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国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现实考察

  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开始是以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契约导向性公司治理模式,在当时,这种模式缺乏相关的规范制度。1997年后我国出台了很多关于金融行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有效地对商业银行契约导向性治理模式进行了规范。此后,我国建立了银行业公司治理的五个原则,针对内部、外部的监管、分权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后来发展为以资本为导向性的治理模式,并在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控制管理方面有所提升。从公司治理的主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两个模块,内部治理的主体有股东、债权人、独立董事、高管以及金融消费者等,而外部治理包括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产业组织、地方社区等。这些就构成了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如图1所示)。因此,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股东单一性与股权集中的异质性

  我国商业银行的股东主要集中于法人股,除去没有纳入国家法人控股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以外,其他均具有较高的法人股占比。例如:中国银行所持有的国有法人股已经达到68%,在与英国美国等金融市场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中股权比较分散的特点相比较时,我国的差异明显,也反映出我国商业银行形式上是股权的多样化,但实质上仍然是政府控股,流动性较欧美国家相对较差。此外,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从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看来,主要分为集中型、分散性以及折中型。而且,各商业银行均有不同程度的股权制衡度,股权结构上较日本、德国等为代表的高度集中型不同,同时也与欧美分散型不同。从内部治理的角度上看,缺乏内控机制,出现“一股独大” 的弊病。因此,在对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方面的监管也略显单薄, 没有公众的监督机制以及自律机制,管理者掌控着银行的管理权限,较大的股东凭借股东大会来对银行决策进行把控,会导致权力寻租,为自己的企业融资提供方便,这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也具有较大的危害。

  独立董事缺少监督与制衡的职能

  独立董事在公司中的职能是客观公正的,同时也不能再任职其他利益相关方有任何职位。独立董事是董事会独立性与客观性的体现,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决定了大股东等强势力主体的影响程度,独立董事同时可以发挥监管职能,进而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在兼顾法律执行公正性、效率性的原则外,商业银行的公司外部治理和在契约理论下的独立董事社会资本具有替代性功能,在法律不太健全地区,独立董事通过社会资本来获取内部交易信息,这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来减少法律执行方面的缺失,减少公司高级管理者与控股股东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内部的经营绩效。同时,独立董事的增多是依靠制度的实施来实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13年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指出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不得兼任独立董事,从政策的制定者角度上看, 是为了防止独立董事的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不过现阶段可能会限制一些具有良好职业水平的社会精英担任独立董事,从而影响独立董事队伍的质量。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简单化与激励机制的空白

  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中的重要主体,其薪酬决定了是否能更好地管理商业银行内部员工、提升经营绩效。我国在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模式中已经针对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了绩效与薪酬链接的制度,不过这只是体现在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年度的任职表现相联系,和以后的工作业绩并无联系,这样的薪酬结构略显简单化,同时没有激励机制能够长期的发挥作用。我国商业银行没有高管持股,大多通过现金作为薪酬来支付,而较为长远的股权激励机制等是没有的,我国大多商业银行只是以年薪、津贴以及政策性福利组成了高级管理人员其薪酬结构,欠缺长效的激励、奖励措施。此外,高级管理人员在薪酬设计上与其他职员的差别越来越小(如民生银行(600016,股吧)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已经与普通职员的薪酬梯度由79倍下降到了19倍)也是制约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治理经营绩效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制度的碎片化与政府监管的有效性欠缺

  我国现有的针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法规、政策以及指导性文件等纷繁复杂,对其的监管主要依据这些法规。从监管的模式上划分,主要有机构性监管与行为监管两类。银行监督委员会通过对内部监管指标进行规制,以此保障公司治理内部的有效性, 目前我国仅对商业银行经营运行的行政规章就有48个,而政策性文件、操作指引等文件已经达到了403个之多,这必然出现政策的重复性、矛盾性问题。在内部监管问题中,银行监督委员会以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方式理顺商业银行监管体系。面对商业银行的各类风险,监管机构应当及时、高效地进行监测,并防控操作风险等人为情况发生,达到正向引导与逆向激励相结合的效果。

  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创新与经营绩效的提升路径

  以往将股东视为核心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提升经营绩效,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创新出发,建立多元公司治理模式更能够适应新时代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需求。在治理模式上,构建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外部治理机制的方法,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在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应当夯实股权结构进而达到对股东公司治理质量的改进,同时要引导机构投资者特殊的治理作用,完善独立董事聘任制度,同时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应当重构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权力结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减少和分散股东的投票权,吸收债权人与职工代表,进而达到减弱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增加后的主体为股东、职员、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持有人等,将权力分散。之所以增添商业银行职员,是因为经营绩效的提升大部分靠职工的绩效实现。实践中应当以《公司法》作为治理基础,在进行重大经营决策时需要职员、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持有人等投票权,董事会对其进行把控并负责程序性的事宜,成为利益相关者大会。

  其次,应当优化股权结构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大多由权力集中导致,在优化股权结构方面: 第一,减少国有控股的占比份额,可以把国有控股的份额降低到30%之下,这样不会导致分散股东、在进行公司决策时的表决无关紧要等情况发生。规避商业银行大股东因私自治的问题。第二,应当加强股权的集中程度,股权分散会导致决策无法集中意见,进而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发生。通过机构投资者间行动的同质性与机构投资者与中小股东间的“征集代理权”机制,可理顺机构投资者行使监督权的渠道,从而降低了监督的成本。

  最后,创新独立董事相关制度,并建立薪酬激励措施。在创新独立董事的任职制度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 综合考量独立董事的职业背景,关注外部资源与社会资本。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不应太长,同时应当建立注册制度,对独立董事任职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第二,应当配合“多元主体公司治理模式”的提出,增添其他身份的独立董事(职员、债权人等),发挥多元共同治理的作用。在薪酬激励的措施上, 可以借鉴国际上财务管理与绩效考核的方法,如杜邦分析体系等,完善业绩考核标准,增加层次薪酬管理制度,细化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

  创新外部治理机制

  在创新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上,主要从法律监管的效率和政府监管、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方面着手。

  首先,理清商业银行法律文件的位阶性,理顺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监管体制。为解决现阶段有关商业银行监管法律碎片化的问题,首先应当理清法律的位阶性,进而防止出现法律冲突问题产生的矛盾现象。对商业银行治理主体的监管上位法上应当遵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商业银行法》,减少其他法规、政策性文件与上位法的冲突,并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同时减少如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不力现象的发生。此外,除了规避法律冲突外,还要丰富关于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制度框架,比如针对债权人自身权益保障方面的制度、债权人如何参与到银行公司治理的过程中等问题需要在制度以及法律文件中明确。

  其次,在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上,内部评级应当保障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基础建立更加有效的内部评级管理体系。建立商业银行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信息披露层级体系,提高信息披露的合理性、准确性,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绩效。

  最后,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外部力量,应当致力于弱化商业银行经营的信息失衡,防止商业银行利用内部经营杠杆将短期负债转化为流动性较差的长期贷款,借短贷长意味着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监管过程中应当考量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问题,增加信息的透明度,这样监管机构可以凭借客观方式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实现。

  利益相关者作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多利益主体下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提出完善内部治理模式,优化外部治理结构,注重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以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为基础,提出应当重构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权力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创新独立董事相关制度并建立薪酬激励措施。在创新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上,主要从法律监管的效率和政府监管、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方面入手,这些都可以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苏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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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岳权利 HN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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