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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平衡治理、融资与“三农”定位

2018-07-12 09:40:00 金融时报  宋珏遐

  “历史给了我们信心,现实给了我们压力。”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汪小亚这样形容我国农信社改革的现状。

  自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指导农村信用社改革产权制度、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帮扶信用社以来,因为其关乎农金机构的资本金获得、运营模式以及服务定位等重点,农信社改革一直是农村金融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改革关键点。

  在农信社改革15周年之际,众多农村金融专家集聚第八届中国农村金融转型发展论坛,共同探讨了在农信系统商业化改革过半、金融严监管的新背景下,农信社改革面临的新问题和未来的改革方向。

  新问题 涉农占比与资产质量“双降”

  “我们所讲的15年,其实是包含全面深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这两个时期。”汪小亚在论坛发言时,将农信社改革归为两个阶段。

  2003年的试点方案明确了部分改革向全面改革推进,并提出明确产权、改革管理权和“花钱买机制”等改革对策。以目前的情况看,有关产权和管理权的改革是取得了巨大成效的,农信社过去混乱的内部治理、人事任免以及陈旧的经营意识、风控思路得到了改善,让农信社从类政策性机构真正转变为讲究“四自”(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规范金融机构。

  以有统计的2007年至今的数据看,大口径农信社(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支农规模不断增加,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11%却供给了30%涉农贷款——农信体系在支农支小工作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农信系统整体的资产质量在这10年中也有明显的好转,截至2017年末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较2007年分别上升11.8个和下降16.84个百分点。“不管是产权改革、创新公司治理、服务"三农",还是保持我国农村金融的稳定发展,农信系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也肯定了农信社改革15年来的成绩,认为其长期积累的历史包袱得到了解决,系统性风险也降低了。

  而2011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则呈现出明显的机构股份制改造特征。随着资格股的取消和全部改制农商行的期限设定,农信系统机构结构发生明显调整——农商行数量在2016年首次超过农信社,农合行数量急剧缩减。于此同时,大口径农信社的服务“三农”水平和资产质量也出现较为明显的拐点。汪小亚和杜晓山在演讲中都以数字说明,尽管农信社的贷款总量持续增长,但自2012年起涉农贷款比例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后的资产质量也没有继续好转,并在2017年出现了下降。

  涉农占比和资产质量的“双降”,使得将风险单纯归因于支农支小的论断不再成立。农信系统改革涉及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也应突破旧的思维模式,时刻关注其所带来的变化、问题并及时调整改革策略。

  新痛点 治理机制、融资与定位的矛盾

  农信机构股份制改造的实质,其实是机构治理机制的转变。

  取消资格股、引导转制为农商行以及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一系列措施确实为高速增长的农金需求和快速发展的农金机构带来了更为充足的资本金以及商业化的治理机制。“2017年上市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均值为1.52%,而全部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却达到了3.14%,上市部分的不良资产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汪小亚提供的数据证实了,更为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催生出农商行在资产方面的第一梯队,确实让机构的财务绩效表现更好。

  但,商业化思维的加入也决定了机构在考虑经营目标时可能会更偏向于非农、盈利的方向,从而相对降低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出现“脱农”现象。另外,较为重要的一点是,股东以资本影响农信机构,必定会削弱省联社对机构的作用力,也就更难规范机构在支农支小等社会绩效方面的表现了。

  “应该看到"省联社行政色彩浓"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基层农信社改为农商行后,商业投资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与农信社系统定位于支农的导向相悖。农信社和省联社改革要注意避免这个倾向。在普惠金融方面,农信社发挥的作用,尤其是直接作用,可能要比别的涉农金融机构要大得多。” 杜晓山也提到了治理机制影响农商行支农力度的问题,同时,他认为适度的行政化对目前农信系统整体力量的提升以及监管、协调和服务等作用是有必要的。

  虽然,现阶段农信社改革的问题表现为资产质量和支农占比的“双降”,但其根本的难点在于如何兼顾支农服务定位和保持资产的充足、安全,这也正是下一步农信社改革需要解决的痛点。

  新思路 包容改革方向的多样性

  从政策角度看,目前阶段改革的方向是转制为农商行,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到2020年所有农信机构要全部转制完成。

  “这种要求符合不符合客观实际、这个方向是否正确,作为学者,我是持不同意见的。我认为还是应该保持多样性,应该保留商业性银行、合作性银行或者股份合作制银行,多种形态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杜晓山在谈及改革方式时,认为农信社改革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对策。如果某些基层的农信社或合作性银行的模式具备更大的支农动力,同时其内部治理机制较为完善,能抵御一定程度的风险,那么转制农商行就是需要进行重新的慎重考虑的。

  在提到农信机构上市的问题时,汪小亚表示,上市机构毕竟还是少数。在资本积累、公司治理能力等方面,上市的确是一种新的方式,并对非上市机构有很强的引导性。但从强化支农的角度出发,上市并不是唯一出路。

  另外,机构的融资需求也不能作为改革农商行方向或推动农商行的关键因素。如果农信社、合作银行能够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持续支农支小,地方政府就可以考虑给予其一定的融资便利,以满足这些机构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服务需要。

  机构性质、规模不可作为判定其服务县域好坏的唯一标准,所有的数据和现状也无法证实某种机构就是最优的,改革方案终究还是应当因地制宜地设置。而政府更重要的是以其“指挥棒”的职能,间接作用于改革的方向和结果。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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