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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信社到农商行:探索商业化改制之路

2018-08-09 09:09:00 金融时报 

  2001年11月27日,张家港农商银行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在农信社基础上改制组建的农商银行。自此,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占据了农信系统的半壁江山。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共组建农商银行1262家,占农信系统总机构数量的55.84%。

  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带来更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资本结构和商业化的经营思路,也让农村金融市场焕发新的生机。

  内外交困

  像当时大多数农信社一样,改制前的张家港农信社步履维艰,不良高企。截至1999年末,张家港农信社的呆账贷款已达5.79亿元,不良贷款率约为26.6%。

  不仅如此,产权结构不合理、不清晰,治理结构混乱以及由此导致在经营管理、自我监督、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加之资本金不足且相对分散制约业务发展,这是商业化改制前农信社的真实写照。

  1999年,全国农信系统所有者权益仅占资产总额的9.8%,属于社员的资格股占比则更少,社员的股东意识和约束力都较弱,同时管理者多来自行政层面,致使农信社的经营权管理取代了所有者管理,机构的公司治理存在很大问题。

  制度的缺陷也导致了农信社长期在自主经营、管理水平、效益和风控能力方面的严重不足。从经营效益情况看,以2013年农信社改革十年之际原银监会公布的一组数据推算,改革前,农信社整体不良率约为38%;整体净资产也持续为负,在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净资产已降至-3300亿元。

  与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管理体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存在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作用的发挥。而坚持商业化经营的股份制模式不仅引入更多资本,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稳健、可持续经营——这一模式也就成为了当时农信社改制的首选。

  200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江苏省考察后提出进一步完善联社一级法人体制的要求——不断理顺管理体制,确认商业化经营理念,克服资产质量差的困难等。这为张家港农信社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农信社改制提供了最初的商业化思路。

  2000年底,国务院做出决定,在苏南经济发达地区选择部分县级农信社作为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试点;2001年4月,人民银行批复同意了以县级市农信社先行试点组建改制农商银行。农信社改制的大幕也就此拉开。

  改制样本

  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明晰产权关系,促进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

  作为第一家成功改制农商行的机构,张家港农信社的样本意义也在于此。

  改制的第一步是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工作。通过对净资产进行处置,以明晰原有的产权关系。截至2001年5月31日,张家港农信社总资产462198.40万元,总负债460826.15万元,净资产1372.26万元,其中社员股金1229.88万元。

  改制的第二步是梳理旧股金和新股本的关系,进行增资扩股。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遵循“自愿入股、自愿退股”的原则,将旧股金以1:1比例转入农商行。在此基础上,张家港农商行充分吸纳了当地的农户、工商户和企业等主体入股,以1:1募集股本金。2001年11月11日,自愿入股的张家港农信社社员和新加入的股东共同签订了《发起人协议》,12家法人股东和1752名自然人股东共同以货币出资设立了全国范围内第一家农商银行——张家港农商银行,注册资本达8800万元。其中,自然人占总股本的81.82%,法人股占总股本的18.18%,并且全部都来自地方民营企业。股本的增加与多元化充实了农商银行的核心资本,提升了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让农商行有底气进一步拓展业务。

  改制最终还要落在机制层面。2001年11月,张家港农商行召开首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张家港市农村商业银行章程》及《首届股东代表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了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并选举了董事长,聘任了行长、副行长和财务负责人,明确了股东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三会”的成立初步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分离,改变了过去农信社所有权缺失的状态。与此同时,机构的用工、分配制度得到完善,管理层和员工从制度层面得以充分激励,再加上基层行社经营责任制的落实,张家港农商行真正实现了在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内部约束等方面的优化和完善。

  改制工作在全国推开是在2003年以后。而中央将股份制改革确立为农信社唯一的改革方向是在2010年,原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明确加快推进资格股改造工作,要求2015年前取消资格股,不再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并在其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进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农信社改制导向。

  商业化探索

  通过清产核资、改善股本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等一系列调整,张家港农商银行消化了历史包袱,产权逐步清晰,“三会”“三长”的权责得以明确;商业性资本的引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性和科学性。2016年,张家港农商银行在A股成功上市。

  首批改制机构的成绩让更多农信社看清了发展方向,越来越多农信社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自身需要,也选择了股份制的道路。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已组建农商银行1262家,占农信系统总机构数量的55.84%,这与2007年(原银监会口径统计)的0.89%在机构结构层面上形成强烈对比。与此同时,农商银行的机制优势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凸显。

  农商银行占比增加提升了农信系统整体的经营规模和风控水平。根据原银监会年报,截至2015年年底,农信系统总资产达24.65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2.4%,已超越了工商银行。同时,资产质量全面提升。2017年底,农信系统资本充足率达11.7%,较2007年上涨11.8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下降了391亿元和16.84个百分点。

  改制也优化了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让农商银行有了可持续经营发展的前提。产权明晰并完善公司治理是改制农商行的重要步骤之一。农信社股份制改革通过“三会”“三长”的设立明确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级管理人员的权责,形成了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改制前行政经营权占绝对主导的模式相比,股份制下“三权分立”的模式降低了外部特别是行政力量干预的可能性,让机构的经营管理能更为科学和有序。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股份化将信用社在市场准入、经营对象和社会认同方面的发展瓶颈打破,真正将机构置于金融市场中去面对市场机遇与挑战。农商银行在机构设置、业务品种等方面开始享受国民待遇,业务范围扩大,单笔授信、单户授信限制取消,农商银行自身的地域优势得以发挥,品牌效应开始显现。同时,在思想观念层面,农商银行由过去的“在商不敢言商”顺利过渡到公开倡导市场化竞争,把盈利作为目标的阶段。农商银行因此必须持续提升自身的抗风险、经营技术、金融创新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才有可能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存活下来。

  尽管对于农信社改制农商行这一路径,业界尚存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农信社的商业化改制为农村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令众多资不抵债、不良高企,无法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机构,甩掉历史包袱,壮大资本实力,并通过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强化市场约束,健全机制体制,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现代金融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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