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出席首届碳博会绿色金融平行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6月11日，由交通银行主办的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配套活动——绿色金融平行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为碳中和之路贡献金融力量”的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更是人类生存问题，这里的问题，更多指向“problem”，而非“issue”。近来，ChatGPT引发人工智能的相关热议，但无论是积极推动派还是审慎发展派，所持态度均有内在一致性：即人工智能的科技之恶与科技向善不是非此即彼，同科技生产力的积极一面相比，已出现和潜在的技术霸权和伦理冲击，仍然可以说是发展中的问题。但是，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似乎穷尽想象也难以罗列出有足够说服力的积极影响，基本都是如何限制其危害性及破坏力。所以，现代经济社会的任何发展，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核心内容之一，都是使气候变化的程度和影响保持在人类和人类栖息地可承受的阈限之内。没有考虑绿色因素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新经济语境下，基本都不是真命题。同理，没有减碳、净零内容的金融，也一定是昨天、而非今天或明天的金融。针对今天论坛的主题，以下是我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的几点看法：

　　一、实现全球碳中和“知不易、行更难”，中国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点是大国担当。

　　近年来，实现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识，但多元复杂变量持续冲击碳减排行动的预设轨道，为碳中和目标实现带来从认识上的不同频到行动上的不共振。

　　一是碳减排行动与目标的非一致性。一些国家在宣布碳中和目标时间表后，并未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具体措施。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呈现“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三高一低”特征，使得碳减排行动在许多政府的短期事项清单中的优先级出现显著下滑，绿色通胀（Greenflation）即绿色转型中技术研发、新能源使用和减排目标推高经济运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又加剧了上述困境的严重程度。

　　二是碳减排技术创新与现实要求的非同步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碳减排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核心驱动力，但“摩尔定律”在碳减排技术创新领域似乎出现边际效益递减。根据国际能源署评估，2070年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技术，35%仍处于原型或示范阶段。进程中的CCUS技术在成熟度、经济性以及安全性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碳减排资金量供给与需求的非匹配性。对各国而言，碳减排资金不足，无疑是必须直面但短期内没有满意解的问题。据估算，若要实现《巴黎协定》2℃以内的控制目标，可再生能源年投资额需从现在3000亿美元至少增加至8000亿美元，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显著冲击碳减排资金持续投入。同时，当前碳减排资金多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支持力度不足，全周期特别是早期的融资欠缺，绿色投资、绿色债券余额相比绿色贷款规模仍然偏小。

　　四是碳减排“漂绿”行为与绿色转型的非同向性。经过包装后的“漂绿”项目挤占了绿色转型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漂绿”企业或项目获得融资后，继续从事高碳排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碳排放数据失真失实，导致资金资源错配与浪费，与“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理念南辕北辙；另外，碳补偿（Carbon offsetting）从可溯源到可验证均缺乏必要的强健性，如何补偿和用什么补偿的复杂问题变成了简单的“植树造林”，本应体现人类基本义务的造林活动受到碳补偿挤出效应的巨大冲击。

　　五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与碳减排国际合作的非对称性。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保供与新旧能源替代成为“两难”选项，如俄乌冲突使得欧洲部分火电厂重启，这一符合情理的现实操作却与既定降碳路线相悖。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了碳减排的政治色彩。如“碳关税”本应为应对碳泄漏而设定，但部分发达国家以进口产品不符合当地碳排放标准为由，无视碳关税全球标准、机制差异以及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设备的先天不足，在“环境保护”借口下对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导致“碳关税”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成绿色贸易壁垒。

　　而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一直是碳中和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绿色地球”坚定承诺。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明确了绿色发展要求，并且在部署实施多个重大战略中，充分考虑了绿色发展的因素，突出表现为将绿色低碳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底色，促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助推剂，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以及新时期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有效路径。

　　二、金融服务“双碳”目标既可为亦难为，交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从点滴做起，诠释国有大行担当。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金融能够也必须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资源有效配置，为技术研发与绿色低碳转型科学高效提供资金资源保障。包括传统金融的绿色改造和再工程化，如绿色信贷、绿色贸易融资等；再进一步是绿色金融新产品，特别是集融资、交易、服务一体化的绿色金融解决方案，指向先进的绿色技术、新能源、新型基础设施等；最后，形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全流程和金融机构自身的“绿化”。

　　二是市场有效定价，通过碳排放权的市场化定价，碳汇和碳交易机制的有效建立，既可调动企业控排主动性，又引导资金避免过度追捧超越现实的“纯绿”项目而引发“绿色通胀”。

　　三是风险有效管理，推动建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适度容错机制，如，创新开发科技型企业绿色技术研发费用损失类保险、绿色技术专利被侵权损失类保险等。

　　四是构建国际合作可落地的机制，探索建立具有国际公信力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跨境投融资活动提供制度便利、平台便利、产品便利、交易便利等，助力破解碳关税壁垒等制约性因素。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全球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作为唯一总部在上海的国有大行，交行在发展绿色金融，服务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内的重大战略进程中，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形成了一些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更加主动”。更加主动加大资源供给。交行“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把绿色作为全集团经营发展的底色。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交行绿色信贷余额超7300亿元；截至4月末，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1100亿元。更加主动参与市场创新。积极发挥综合化经营优势，在业界推出一批首单首笔业务，形成一批首创成果，包括发行全国首单以国家新能源补贴作为底层资产的资产支持票据，创设首款ESG债券指数和长三角区域ESG主题债券指数，支持交付首批使用国内商业化生产SAF燃料的飞机等。更加主动共建生态体系。交行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首批合作银行之一，以及碳中和行动联盟的首批金融机构会员之一和金融机构常务理事单位。更加主动管理“绿色”相关风险。有序将气候和环境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强化风险识别、风险定价、风险抵补、风险管理能力。

　　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交行将坚定不移向“绿”而行，做绿色金融的践行者、示范者，加快绿色金融模式创新，更好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

　　一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持续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二是协同推进转型金融发展，降低能源价格对通胀的影响。目前在央行《G20转型金融框架》指导下，上海正在探索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转型金融目录，交行将积极参与相关标准制定，持续为降碳转型活动提供配套金融服务。三是持续关注“绿色”相关风险，助力夯实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基础。四是强化国际绿色金融合作，促进提升全球绿色发展信心。交行将始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诠释国有大行责任担当，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国际交流。通过开展绿色金融政策对接及标准互认、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等国际合作，服务全球贸易绿色转型，服务实体经济绿色转型，防范“碳转移”、“碳倾销”等非公正贸易，维护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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