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坏账率不再

2011年08月08日09:45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作者:吴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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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周刊》特约作者 吴松凯】整体而言,当前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更多属于弱周期行业。从驱动因素方面看,不良的周期性表现可能小于传统认识,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表现出逆周期特征,只有息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由于较大的调节空间,经营成本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逆周期平滑的作用。

  从撬动宏观风险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更多属于低杠杆行业。由于贷款集中在几乎1%的大客户群中,且大量贷款的抵质押率只有60%左右,银行对于宏观风险存在极大的缓冲。这也是为什么在实体部门业绩大幅下滑的2005年和2008年,都没看到银行不良的大量生成和业绩的大幅波动。

  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1.为什么境外银行爆发如此大危机的情况下境内银行却能安然无恙?2.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难道不正是中国银行业高风险的一个佐证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简单的拿境内银行和美国银行进行比较,不论是估值水平,还是风险水平,可能都是不合适的。下面将就第二个问题,提供一些我们的理解。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备受推崇的亚洲经济神话被打破。货币贬值与资本流出相互加强,各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都遭受了重创。普遍的理解是,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金融系统侥幸躲过了一劫。即便如此,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技术上也已经破产。

  根据披露,1998年银行贷款不良率达到30%以上,而日本上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之后,不良率也远没这么高。

  由于危机只发生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国和其他OECD经济体的冲击有限。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剩余产能得以向发达经济体输出,导致1997年和1998年中国外贸顺差的大幅提升。而2008年的情况则是,危机爆发于全球经济的心脏美国,迅速向其他OECD经济体蔓延,进而演化为全球性危机。

  这次我们无法再像1997年那样,将大量过剩产能出口给OECD经济体。所以,中国的贸易数据,不论是净出口还是进出口,都面临着远比1997年严重的压力。换言之,此次金融危机,无论是本身的严重程度,还是对中国外贸的影响程度,都远甚于1997年。

  既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如此严重的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为什么2008年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却可以幸免于难?

  一种看法是,银行业隐瞒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而且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积累。虽然现在看似风平浪静,但平静下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只是爆发的时间还未到来。

  如果1998年巨额的不良贷款确实来自于1997年金融危机,那么这种担忧显然是合理的,毕竟2008年的危机远甚于1997年的那次。问题的关键是,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究竟是不是中国银行业巨额不良贷款的罪魁祸首?

  我们对此持保留态度:1997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或许仅仅只是导火线,或许算不上不良爆发的导火线,而只是引起大家正视不良贷款问题的导火线。

  事实上,银行业的大量不良贷款并非始于1998年,也不是1997年。在1993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发布以后,1994年首次公布的贷款不良率便已达到20%。实际上中国银行业1994年便已技术性破产,远非一些专家所说的1998年。1997年的金融危机,只是通过亚洲许多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和国民经济的重创,让我们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对于过往几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持续下降,不少人认为主要得益于经济的持续改善,而与银行自身经营和风险管理的提升无关。

  对于前半部分,我们是赞同的,资产质量的持续改善确实极大受益于经济的向好;对于后半部分,我们则持保留意见。事实上,199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同样很高,可为什么贷款不良率却达到了20%?

  虽然无法证明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是否已经提高到了一流水平(当然,我们也不敢抱有这样的奢望),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银行业过去10年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进步。

  制度转型的必然产物

  上述1994年贷款不良率20%,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贷款不良率的最早数据。事实上,直到1993年发布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才开始明确定义了逾期贷款。

  也就是说,直到90年代早中期,管理当局才意识到需要了解银行贷款的质量问题。不是监管,也不是稽查,只是简单的给出了定义。而且“逾期贷款可单独设置会计科目进行核算,也可在有关贷款科目下进行明细核算”,规定相当宽松。

  这也可以理解,在更早的时候,财政、银行、企业其实都是一家,大家都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运作。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清算中心,互相往来都在这里进行扎差,剩下的国家支付。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信用体,支撑着整个体系的运行。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交易都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无所谓个体信用。

  随着企业、银行与财政的逐渐分开,国家信用慢慢淡出,企业开始作为独立的信用主体出现。亦即国家信用逐渐向着个体信用转变,这时信用风险不可避免开始出现。

  说起信用风险,我们大多想到的是90年代后期的银行信用风险问题,其实,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信用风险的爆发,当时主要是发生在企业之间,即非常著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

  财政、银行、企业一家,其结果就是企业对于信用和银行对于风险的漠视。如果这种大一统的机制继续运行,那么银行的资产质量也不会是个问题。不过,随着政府对于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这种情况在90年代初期逐渐被打破。

  在转型的过渡期,政府一方面要求企业和银行独立承担风险;另一方面则对于银行贷款的干预不断。事实上,上面提到的“三角债”问题,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银行注资解决。

  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那时企业和银行自身(当然,还有各地的政府官员,甚至是普通的民众),都习惯把银行继续当作财政,而银行贷款则是财政拨款。企业根本没想到借款要还,而银行也不曾考虑贷款是否可以收回。

  当时的储户和银行或许更像这样的关系:居民将钱借给政府(对于许多人来说,至少理解中是这样,存到银行无异于借给政府),政府任意使用这些钱,或者用于清还“三角债”,或者用于亏损企业的工资发放。

  我们最终看到的这些银行不良贷款,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或许更像是财政赤字。政府将大量居民的钱进行经常转移,导致了大量无法归还的赤字。更进一步的,1999年之后政府对于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剥离,与其说是政府为银行买单,不如说是政府归还原有的赤字更准确一些。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那时的银行管理没有问题,但当时银行的问题是当时背景下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责任编辑:H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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