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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大考

2013-07-29 11:30:14 证券市场周刊  杨练

证券市场周刊2013年第26期
证券市场周刊2013年第26期

  本刊记者 杨练/文

  “贷款利率放开了,但存款利率还是受管制的。贷款利率现在放不放,好像也没什么影响。放开存款利率,才十分关键。利率如果一旦市场化了,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才是大考。” 原招商银行(600036,股吧)行长马蔚华7月22日表示,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挑战,或许大于金融脱媒。如果存款利率放开,那就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此前的7月19日晚,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一、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二、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三、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四、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做调整。

  此次贷款利率放开是近年来一系列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延续,但由于存款利率管制尚未被触动,且多数贷款定价已实现市场化,短期对银行盈利的影响十分有限。

  “管理层对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是较为慎重的,按照既定的路线图来进行,即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但是一旦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确实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马蔚华表示,“美国在1985年到1986年这段时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之后5年,美国每年都有200家左右中小银行倒闭。中国台湾在完成利率市场化以后,利差仅为1.2%,曾经出现整个行业亏损的状况。”

  尽管当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由于金融资源领域错配,导致贷款需求较旺,资金利率高企,此时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对实体经济的提振有限。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银行贷款中,只有11%是实际贷款利率低于基准利率的,65%为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2011年后,利率下浮的贷款占比长期在10%以下,且下浮幅度也都在10%以内,实际七折利率优惠贷款极少。

  就短期形势而言,单方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的改革力度仍然偏弱。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在于加大存款利率的自由浮动。改革方向应重点集中在资源错配的领域中,存、贷利率应一同放开。

  存款是银行的生命线。资金成本不变,资金供不应求的背景下,高息差带来的制度红利依然存在,银行没有盈利压力。只有放开存款利率,银行才会开始有危机感,才能真正消灭低效贷款,优化银行的资源配置。因此,要真正盘活存量,加大存款利率的自由浮动是题中之义,同时加快建设规范发达的资本市场。

  象征意义重于实际影响

  自1993年中国确立了利率市场化的政策目标以来,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渐呈现加速趋势。入世后为推进金融开放,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更是进入了小步快跑阶段,每1-2年就会推出一项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措施。

  2012年6月和7月,央行两次推进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将存款利率上限的浮动范围扩大至1.1倍,并扩大了贷款的下浮区间至0.7倍。市场此前预期,2013年的推进措施是存款上浮空间继续打开至1.2倍。本次利率市场化推进的时点基本在预期范围之内,采用了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上限仅对农信社贷款完全打开的方式,好于市场预期。

  2012年中,央行将贷款利率下限由0.9倍调降至0.7倍以来,银行贷款定价变化相对温和。在贷存比监管和信贷增量控制的大背景下,此举对银行息差综合影响较低,提升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需进一步打开贷款上浮区间。

  在贷款仍实行指标和数量控制的前提下,贷款下浮区间的打开对贷款定价的影响有限。虽然由于经济下行,企业盈利下滑,能承受的贷款上浮水平有限,2013年贷款定价的上浮水平相比2012年小幅下降,但贷款整体上浮比例环比提升。这一方面是由于银行对贷款客户的结构调整,即更多地投向定价更高的中小企业客户;另一方面则在于,存款成本的刚性上升趋势,也促使银行在贷款定价及风险偏好方面有提升要求。

  本次利率改革没有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存款利率调整对银行盈利和市场心理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取消贷款下限作用,预计存款利率全面放开将以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建立为前提。

  央行答记者问也清晰地表述了更加慎重存款上限的思路,即“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风险最大的阶段,需要根据各项基础条件的成熟程度分步实施、有序推进”。

  中信证券(600030,股吧)认为,存款上限放开时间表或推迟到2014年及以后。

  按照中信证券的测算,如果2014年初所有银行存款上限扩大到基准上浮20%,静态测算显示将负面影响2014年净息差10BP,负面影响净利润7%。

  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的中期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景气度向下趋势不改,以及未来较长时间资产质量压力及利率市场化等不确定因素,将继续对银行板块估值大幅提升形成压制。

  而此次宣布放开管制对票据市场影响甚微,贴现利率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环境定价为既成事实,央行再贴现利率指导作用相当有限。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由2.3倍提高至法定4倍,反映监管机构对于其风控管理水平改善的肯定,以及支持小微和涉农贷款投放的意图。

  2012年末,农信社资产(7.95万亿元)占全行业总资产比例约为6%。此次调整未涉及个人房贷利率,显示政策制定者控制居民房价预期的意图依然明显。即便取消房贷下限,银行出于自身收益的考虑也不大可能容忍贷存利率倒挂的情况发生。

  从长期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举措,这体现了政府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决心,并且假以时日,这也将有助逐步走向市场导向的资本配置。至少从原则上来讲,银行将可以自主地且差别化地制定贷款定价策略,有利于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资金成本。这一举措可能会增加银行业竞争,随着各家银行调低利率以争夺优质客户(如大型企业和政府平台等),银行体系整体贷款利率水平也可能有所下降。而净息差收窄也可能会促使银行提升效率、改善服务。

  但短期内其影响可能有限,不可过高估计对银行业信贷行为的推动力。

  首先,短期内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可能不会导致资金成本出现实质性下降。迄今为止,贷款利率下限并没有制约银行利率水平。据央行统计,截至2013年一季度,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约为65%,执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约为24%,而执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仅为11%。事实上,一季度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较2012年四季度有所上升。

  对此进行调整后的估算结果显示,1年期贷款有效利率从2012年末的7%上升到2013年3月份的7.16%,种种证据表明,这一利率可能在二季度进一步上升。因此,在没有增加贷款供给的情况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不太可能令整体贷款利率出现实质性降低。

  其次,短期内整体贷款利率下行会带动信贷增速大幅提升。原因如下:(1)近年来整体信贷扩张一直十分强劲,截至2013年6月末的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同比增长21%、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2%,政府已经在试图逐步放缓信贷增速;(2)贷款增长主要受到贷款额度、贷存比以及其他一些监管指标的限制,而并不受到利率水平的制约——6月份央行不得不通过收紧银行间流动性来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过快增长;(3)企业投资(及贷款需求)不足的最主要原因一直都是利润率过低,这主要是受到产能过剩和需求前景疲软的影响,而非资金成本过高。

  第三,取消贷款利率管制带来的更重要影响可能是会减少一些债务人的借贷成本,尤其是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等。银行一般倾向于认为大型国企以及政府支持项目的风险较低,因此可能会调低利率争取这一类风险低的客户。同时,银行可能会对其他贷款人征收较高利率以补偿优质客户方面的利润率损失。

  防风险与市场化并举

  中国金融的根本问题在于银行对金融资源的垄断,谁可以以多少成本获得多少贷款,基本都是银行说了算。由于银行大都由各级政府控股,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利率上限取消、利率双轨后,应该说银行的定价议价能力更强了,垄断力量也得到了强化,所以风险更多地集中到了地方融资平台。

  而在追求利润的同时,由于有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银行对于政府项目一般不会仔细评估。这也是为什么一搞“金融创新”,就势必成为银行和政府寻租的工具,就成为风险滋生的温床。

  因此,只要银行垄断金融资源的根本没有动摇,银行仍然垄断着绝大部分资金供给,就算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取消,银行也没有动力去降价,何况现在需求还比较旺盛。正是由于银行对金融资源的垄断,资本市场发展落后,大量的社会财富只能沉淀在银行(另一个是房地产),加强了其对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也在无形中酝酿了更大的金融风险。

  当前,宏观经济转型与增长面临困境,决策层明确表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其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就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即在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下阶段,当局将继续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加强非标准资产负债业务(同业等)监管、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引导闲置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

  回顾2012年底以来金融口(包括房地产行业)政策推进的脉络,基本围绕“防风险、挤泡沫、去杠杆”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两条主线进行。这可能隐含了决策层对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即“在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加强市场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在上述两方面精神的框架下,央行选择在此时点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政策思路的考量上,肯定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但与2012年央行同时扩大存贷款浮动区间的操作不同,央行本次市场化改革措施集中在贷款定价放开,而没有涉及到存款利率的调整,其中蕴意,值得深思。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局部产能过剩严重、整体债务风险上升。在这一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反哺实体经济是金融政策的主题。因此,政策取向选择上需要确保能够消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

  从企业层面看,与2012年中期相比,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债务负担加重,有必要继续降低社会总和融资成本。但简单降息政策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扩大,因此通过消除贷款定价下限壁垒间接引导融资利率下行。另一方面,预计PPI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停留零以下、CPI上升的可能性不大,社会处于正利率状态,扩大存款浮动区间进而提升储蓄真实回报率的需要并不迫切。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政策选择更加慎重。从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本次政策范围有所收窄:局限在贷款定价领域。央行负责人表示,存款利率市场化暂不推进的主因是条件不够成熟,特别是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等配套机制尚未完成。

  从政策有效的角度出发,本次政策更趋于精细化:不再使用简单的数量化手段进行一刀切的调整(如2012年将存款上浮区间全面升至1.1倍、贷款下浮区间全面降至0.7倍),而是采取更加审慎的分步推进,并且对细分领域给予更多定向性指导(如农信社、住房贷款等)。

  结合各方面信息,本届政府可能更相信市场内生定价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决策层在多个层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倾向强烈,并且最终服从于“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目标。因此,金融部门的后续政策可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包括有选择的逐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鼓励标准化理财产品发展,平滑存款利率市场化冲击,但严控非标准债务工具扩张,确保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推进资产证券化,盘活社会闲置资金、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

  利率市场化国际经验

  那么,历经利率市场化后,各国利率的实际走势及对银行经营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呢?

  中信证券的研究表明,各国利率自由化后,利率更多由资金供求决定,并向均衡利率水平接近,一般伴随着利率水平的上升,银行存贷利差具有收窄的压力。但利率市场化并不是决定NIM(净息差)的唯一因素,净息差同时受该国经济所处阶段、国家风险、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影响。

  不同国家的经验表明,净息差在利率市场化后呈现差异性走势。美国1986年完成利率市场化后,净息差仅经过短暂的下调,即快速恢复并稳定在3%以上的水平;日本和中国香港利率市场化完成后,NIM震荡下行;而韩国在第一次利率市场化失败后,第二次利率市场化仅造成了NIM的短期波动,中长期看其NIM稳定在1.5%-2%之间。

  在各国利率市场化期间,央行系统所确定的基准利率逐渐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工具转移,使得基准利率对于存贷款利率和息差形成重要影响,基准利率与净息差呈现负相关关系。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与净息差在1978-2000年基本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8。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开展和完善,在混业经营和管制放松的背景下,在息差收窄的压力下,迫使银行业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非价格竞争将成为主要的竞争形式,用以弥补利差收入的下降,维持盈利增长。

  中信证券的研究表明,尽管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商业银行的银行制度、银企关系,以及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各不相同,但商业银行的业务基本上都经历了从传统银行业务向全面金融服务的转换,伴随着这种转换,银行收益结构也呈现出如下特点:(1)银行收益结构多元化。非利息收入中包含的种类越来越多,佣金收入、证券交易收入、衍生品交易收入、投资银行业务收入等不断扩展;(2)非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断增加;(3)非息收入结构中,由于商业银行越来越多的从事非银行类金融服务,费用收入占总非息收入比重缓慢下降。

  美国银行业中间业务规模显著扩张,利息收入与非息收入的比值持续下降,非息收入占比从1979年的18.25%上升到2000年的43.1%,平均增速为13.57%。香港银行业非息收入也伴随着成本收入比的上升而逐年提升,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提升至接近50%的水平。日本银行业的专业分工制度和严格的业务领域限制,使得其中间业务比重相对稳定。

  利率市场化带来了银行业传统信贷业务的结构转型。首先是资产配置风险偏好提升,中小企业信贷增加。传统公司银行业务由于大中型企业现金管理水平提高和融资渠道拓宽,失去息差保护的银行较难获取有利的谈判地位,此类业务在银行业中的利润占比趋于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增加,这也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风险定价能力要求。

  其次是零售银行业务占比放大。银行业在批发金融市场上受到排挤、高收入阶层不断涌现和积累,将使得国际银行业零售金融业务的占比不断上升,消费信贷在整个银行信贷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均伴随着金融脱媒和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存款在这个过程中有趋向减少的内在动力,利率管制放松对于银行吸收存款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存款成本的提升。

  历史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在长期内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发展,提升了资金的运行效率,但同时加剧了信贷风险,埋下了危机了种子。

  利率市场化曾导致了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储贷危机,彼时美国银行机构数量大幅下降,需要破产或援助的银行数量上升显著,贷款损失减值与租赁损失占总资产比重上升。到1985年,由于利率问题,85%的储贷协会严重亏损,大量中小银行倒闭破产,使得美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利润率下降显著。

  上世纪90年代后,银行业混业经营管制放松,金融自由化改革完成,行业集中度提升,美国银行总资产利润率显著提高。日本和中国香港在利率市场化过程重,银行业资产回报率有所下降,而这主要的因素也是经济崩溃后银行体系风险释放,造成资产收益水平持续偏低。

  以美国为例,不同规模的银行业经营差异性的比较显示:银行业净息差与银行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大型银行更多通过国内外货币市场融资,核心存款占比较低,提升了存款成本。而在信贷领域,储贷危机后,其市场份额被中小型银行所填补,大型银行在资产端高风险业务占比相对较小。

  而在非利息收入领域,大型银行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单位资产获利能力高于小型银行。从非息业务收入的结构分析,大型银行金融混业化程度高,能够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丰富了非息收入的业务领域。

  中信证券认为,由于非利息收入的占比不断提升,使得在运营效率上,大型银行仍具规模优势。纵然在利率市场化后行业面临显著的去杠杆进程,过去20年间美国大型银行平均ROE水平仍高于小型机构约3个百分点。

  未来利率市场化路径

  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末、70年代初、21世纪第1个10年末,世界经济都开始进入多事之秋呢?如果说很多国家选择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自下而上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直接动因在于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存款大量流失到货币基金,但是为什么名义利率或社会资本平均回报率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呢?利率市场化将要在中国释放的红利其本质又是什么呢?

  对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进行解读,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一轮长周期的最后阶段以及下一轮周期的刚开始,往往是过往技术创新及其带来的全球产业重构的红利殆尽,倒逼制度变革释放新一轮红利的过程。由于制度变革涉及对既得利益的财富再分配,这是一个需要付出社会和经济成本的过程。比如上世纪70-80年代就是个多事之秋,各国国内进行的利率市场化冲击金融稳定,如随后美国的“储贷危机”、日本的地产泡沫破灭和银行危机,国际上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中东战争爆发。

  第二,近100多年的三轮国际分工重构、传统产业向少数成本优势国集中,带来了美国一战后的“柯立芝繁荣”、日本上世纪60-80年代的繁荣和中国本世纪初的WTO红利,但也使得经济周期在这些国家放大,最终导致严重的传统产能过剩,并且前两者还伴随着银行危机。这种意义上的传统产能过剩,主要是由长周期下全球分工重构所致,“4万亿”政策只是将其进一步推向恶化。

  产能过剩的镜像便是债务问题,而债务问题演化为系统性危机的充要条件便是银行体系被拖垮。美国1929年的股灾导致银行体系挤兑式通缩,银行数量由危机前25000家骤减到危机后不足15000家,银行体系惜贷使实体经济难以走出萧条。而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则使得企业破产不易、不良债权难以销账,从而缓慢扼杀了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必须的新陈代谢。

  解决债务问题的短期第一要务是防止挤兑式通缩,而长期则须通过企业破产消除部分债务关系或通胀减轻债务负担。次贷危机时,伯南克吸取了大萧条时的教训力保银行系统,但也允许一些银行优胜劣汰,促进其他各家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地产泡沫破灭以后,主银行制度使得企业和银行的破产的新陈代谢机制受阻,债务关系没有得到部分解除,而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又给经济带来通缩效应,债务负担反而加重,因而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债务式通缩。

  长期以来,大型国企享受低利率融资,而承载中国90%就业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其根源在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双轨制”。体制内,银行在存款利率管制下获得大量低成本存款资金,而在贷款利率不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只愿面向由国家信用间接担保的大型国企放贷;体制外,市场化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承受高的资金价格。

  因为体制内外的资金价格差异,形成了多层次套利体系:部分国企变身影子银行,发放委托贷款来获取利差收益;银行同业间批发零售资金业务快速增长,部分银行短借长贷,利用票据和信托收益权的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滚动投资于信用风险资产套利。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中,在外国需求不振、贸易纠纷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受严控公款消费等因素的影响,消费也难有高的增速;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已经过高(2012年达到72%)。靠什么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引导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呢?

  影响出口和消费的因素一般来说是难以控制的,最大的机会来自于投资方式的转变。政府投资受过高地方债务的制约而难以为继,民间投资将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解决民间融资难的问题将是下一轮中国制度红利释放的关键环节。

  与他国自下而上打破监管的经验不同,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自上而下打破国家信用对银行、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的隐性担保。“二战”后各国普遍通过维持低利率来促进经济恢复发展。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通胀高企,实际利率为负,存款机构受制于利率管制,如美国的Q条例和日本的《临时利率调整法》。

  银行为了绕开利率管制、吸收更多存款,创新出一系列新金融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存单(CD)、可转让提款通知书账户(NOW)、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这是金融机构自发的自下而上打破利率管制的过程。

  但在中国受金融抑制的主要是体制外中小企业。在WTO红利的护航下,银行盈利模式主要通过扩张规模而不是追求效率。这种模式之所以能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信用体系具有隐性的“国家庞氏”特征,即国家担保银行、中央政府担保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担保地方大企业。

  因此,只要银行仍在体制内扩张而不参与到中小企业的融资中来,其面对的风险源并不因业务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实质上都是由同一个国家信用所担保。尤其在经济失速且国家采用保增长政策的时候,体制内低成本资金助推国企加杠杆,盈利能力短暂冲高后随即陷入低迷,而且对体制外的金融抑制加剧。目前整体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并不高,民间仍有加杠杆的空间。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自上而下打破隐性担保,使各金融主体风险自担、优胜劣汰,重建市场风险定价体系。经济增长模式从国家背书下的体制内规模扩张转变为体制内外无差异竞争,这就是“盘活存量”的要义。2012年底,四部委联合公布的463号通知和即将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是打破国家为地方兜底、为银行兜底的重要举措。

  打破国家担保也是产能清理的前提。层层担保、最终由国家背书的信用体系将会阻碍传统产能的及时有效清理。过剩产能清理和部分债务关系解除是一对镜像:一方面,有限的资源从低层次过剩产业中解放出来再入优质项目和更高层次产业;另一方面,有限的资金从旧有投资形成的债务关系中解放出来进入回报更高的新债务关系中。人力物力财力只有从旧的债务和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进入新的债务和生产关系中去。因此,折损部分旧的不良债务关系,能提升效率并防止陷入日本式债务通缩。在此过程中,难免伴随一定范围内企业破产潮和中小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事件。

  打破国家信用对银行的背书后,银行才有可能参与到促进全社会资金有效配置的经济活动中。只有破除体制内银行的低风险和高垄断利益的铁板,才能促使银行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从而推进全社会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强化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利率并轨后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将会是风险控制、流动性管理和提高资金效率的增值服务。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以往价格市场化闯关的经验告诉我们:第一,体制内利率短期飙升是利率闯关初期的典型特征;第二,全社会资金价格在闯关初期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高位震荡;第三,体制外市场的建立和活化是不引起资金全面回抽和系统性风险的保证。

  2013年1月,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撰文称,2012年央行允许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浮,完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三级跳中的第一跳,下一步可进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定期存款的上浮区间,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扩大短期和小额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直至最终放开上浮限制。

  由于银行对不同期限和额度的存款定价差别较大,考虑到国际上大多数成功国家均是逐步、渐进式放开存款利率上限,中国存款利率的放开宜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思路渐进式推进。

  因此,利率市场化的下一步突破口是进一步激活存款市场。一方面,针对大额长期存款的市场化将会重启,比如可能在大中银行展开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一类的试点;另一方面,针对小额存款的存款保险制度将会加速推出,在打破国家兜底银行时防止发生挤兑式通缩,是未来小额存款市场化的前提。

  价格市场化闯关的经验表明,如果存在资金供给不足,利率并轨必然会导致短期资金面紧张、银行猛烈调整资产负债表的恶性循环,在存款利率管制取消之前,金融机构始终面临吸收存款不足的问题。因而,近期的利率闯关就伴随着表外债权回归表内、资产转卖和回抽资金扎堆、收益率短期急速上升的银行间紧张局面。

  美、日的利率市场化经验表明,大额存款市场试点的确可担当存款市场渐进化改革之任。1970年6月,美联储取消了10万美元以上大额存单的利率上限,正式启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1973年5月,取消了所有大额存单的利率上限;1978年6月,允许存款机构引入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即商业银行可以发行1万美元以上6个月期的储蓄存单,利率参照同期国库券利率。日本央行于1972年在海外成功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然后在同年3月把它引进国内,使它成为货币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工具。

(责任编辑:于晓明 H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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