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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网络技术解构担保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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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19 09:57:58 来源:当代金融家 

  传统信贷管理手段对理解、处置担保圈风险作用有限,启动对担保圈的社会网络分析势在必行。

  文/万至臻

  担保圈是我国经济金融领域的独有现象,“是多家企业通过相互担保或连环担保而形成的以担保关系为链条的特殊利益体”。21世纪初,随着“福建圈”、“上海圈”、“深圳圈”等部分区域担保圈出现了企业资金链断裂所引发的连锁债务危机,引起了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组织和监管机构等多方的高度关注。由于担保圈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再生性,担保圈信贷风险管理成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近年来,社会网络等大数据技术不断刷新我们的金融洞察力,也为重构担保圈风险分析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担保圈是一种体现了企业间社会关系网络的经济现象,或者说,它是嵌入了担保这一经济行为的社会关系网。而社会网络分析就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模式、结构和功能,分析对象既可以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也可以是行为结构、政治结构。因此借助该技术,完全有可能量化企业之间的担保行为,构建企业关联图谱,刻画担保圈网络结构,从而揭示担保风险传播机制和演进规律,有效管控关联企业融资风险,并由此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担保圈现象的再认识

  社会网络的理论框架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担保圈的形成机理与传染机制。

  镶嵌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人的经济行动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对经济行动和社会行为的分析,需要考虑社会关系层面。

  根据镶嵌理论,企业间的融资担保行为并非孤立的、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嵌入到企业或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企业的关联类型包括集团关系、股权关系、高管关系、家庭关系、产业链/产业集群关系以及各类协会的会员关系,因此担保圈内企业关系也无外乎上述几类,担保圈规模和结构也会受到关系网络规模、结构与性质的制约与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网络的功利性,认为个体能够调动和利用其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包括权力、资金、保障、信息、机会、信任、劳力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为实现一定目标提供便利。

  根据这个理论,社会资本能有效提高企业的融资绩效,在担保圈问题形成与发酵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首先,社会资本提高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易得性。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企业的外源性融资大多依靠银行机构。由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且缺少有效抵质押物,引入担保方成为中小企业获取信贷支持的主要手段。而且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越复杂,社会资源越丰富,社会资本越雄厚,可以调动的担保资源则越丰富,融资易得性就越高。其次,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间长期相互选择的结果,网络本身拥有长效的信用治理机制,企业间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将被反复应用于融资行为中,远期来看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再次,社会资本具有对等性和互利性,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企业同样可以利用相应的社会资本获取融资便利,因而从整个担保圈的角度看,融资规模扩大了。

  结构洞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伯特提出“结构洞”理论,即“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如图1所示,A、B、C之间存在直接联系,C、D、E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而B、C要想和D、E发生联系,必须依靠C这个中介。上述关系就是一个结构洞,C是结构洞的中间人。

  结构洞理论认为,中间人对于网络的信息传递、利益输送乃至结构演化发挥着关键作用,比网络中其他位置上的成员更具竞争优势。而在担保圈社会网络中,中间人往往拥有操控风险传播的能力。图2是在本世纪初名噪一时的“上海深圳担保圈”(简称“沪深圈”)中主要成员的互保关系示意图,也是典型的结构洞。截至2002年,该担保圈涉保总额达56.73亿,涉保上市公司达41家。如图所示,“中国高科(600730,股吧)”和“中科健”分别为“上海担保圈”和“深圳担保圈”内的上市公司,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由于两家公司建立了互保关系,将两个区域性担保圈联合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担保圈,一旦某个区域性担保圈发生债务风险,就有可能通过“中间人”构成的“桥梁”形成跨区域传导,在更大范围内造成危机。

  担保圈量化分析

  担保圈风险的管理与危机的处置,不仅需要对风险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做出定性的判断,更需要借助具体科学的量化分析体系刻画担保网络的社会结构。所幸,社会网络分析也提供了相关量化手段。

  担保网络的形式化表达

  社会网络分析的计量基础是图论,图主要由点(代表社会网中的行动者)和线(代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为了便于开展数理运算,可将图转化为邻接矩阵,矩阵中的任一元素Xi,j代表了Xi(第i个担保主体)到Xj(第j个担保主体)的关系值。下面将以“沪深圈”构建的关系矩阵为计量对象,运用社会网络计量方法,揭示担保圈的结构特点与风险演化规律。

  可达性分析

  研判债务危机的传染路径和传播速度是有效防范担保圈风险的重要手段。传播路径与速度不仅取决于代偿债务规模、担保企业的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个体经济指标,还取决于整个担保网络的结构特点,特别是与网络内不同节点的可达性。可达性判断网络中两个节点间是否有路径相通,任意两点都可达的图为强连通图。

  根据可达性矩阵,可以判断网络中不同节点间是否有“路径”相通。同理,根据风险可达性矩阵,可以判断债务风险由一家企业传播到另一家企业的可能性。在“沪深圈”中,由于R1,32=0,如企业1发生债务危机,不可能将风险波及企业32;但由于R32,1=1,企业32的债务风险则有可能传导到企业1,不过这是一种必要非充分条件。

  中心性分析

  社会学中,通常用“权力”来衡量个体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某一个体的权力越大,其他个体对他的依赖性就越大。担保圈作为企业社会网络在借贷担保关系上的投影,“权力”的概念可以引申为“个体在担保网络中的重要性”。

  社会网络学说通过“中心性”分析对“权力”进行量化研究。“中心性”是一个重要的个体结构位置指标,用于评价个体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可以细分为“程度中心性”、“亲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三项指标。

  这里主要分析“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这两项微观指标。

  ※程度中心性

  在社会网中,程度中心性就是个体关系数量的总和。结合担保风险传播的特点,担保圈中某企业的程度中心性就是与该企业建立担保关系的企业的数量。某个企业的程度中心性越大,则与该企业建立担保关系的关联企业越多,企业介入担保网络的程度也越深。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程度中心度越大的企业在担保圈这个小社会团体中的影响力越大,一旦这类企业或其关联企业出现债务违约,担保“连坐”波及范围会更广,对担保圈的危害程度也更深,危机处置难度更大。

  表1中列出了“沪深圈”中程度中心性最高的3家企业,这也印证了当年的实际情况,即该担保圈实际上由以“兴业房产”为担保中心的“上海担保圈”和以“深石化”为担保中心的“深圳担保圈”两个子担保圈组成。根据公开信息,“兴业房产”从1998年开始就被大股东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占用大量资金,占用金额一度超过其净资产。由于经营压力,“兴业房产”开始大规模举债,并由“英雄股份”、“上海九百(600838,股吧)”、“金丰投资”等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担保,至2001年中期债务规模已达6.5亿。同期,“兴业房产”还为其大股东、上述上市公司及其他非上市公司提供了巨额担保。此时,担保圈不断壮大,担保规模不断攀升,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聚。终于在2001年由于其大股东贷款逾期银行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兴业房产”承担连带责任,“兴业房产”无力代偿,诉讼随之扩散至“英雄股份”等公司,以“兴业房产”为中心的担保圈债务危机爆发。同一时期,“深圳担保圈”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由此可见,测算担保网络中各节点的程度中心性对于判别担保圈的“担保中心”甚至“诉讼中心”、有针对性地防范担保圈风险。

  ※中介中心性

  如果网络中某个点处于许多其他点对的捷径上,就可认为该店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衡量了个体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节点,往往就是网络结构洞的中间人,也可以称之为“桥”。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桥能够中介两个分离网络之间的互动与信息,进而可以操控这两个网络,获得中介利益。

  根据公式测算出“沪深圈”中中介中心性最高的3家企业,见表2。

  上表从计量角度佐证了“中国高科”和“中科健”构成了“上海担保圈”和“深圳担保圈”两个子网络之间的“桥接”。结合网络图可以看出,如果债务风险要跨区域传播必定要经过这两个“中介人”。同理,在深圳担保圈中,如果“新曙光”、“爱地集团”等6家企业的债务危机要向外扩散,必须经过“深石化”这个“中介人”。由此可见,通过中介中心性的测算可以预判危机扩散所要经过的关键节点,从而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隔离保护 “中介人”,构筑“防火带”,切断风险传播的关键路径,将危机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凝聚子群研究

  凝聚子群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行动者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直接、紧密、频繁的或者积极的关系”。

  若将国内所有企业在某一时点的担保状态绘制成拓扑图,恐怕是一张包含数百万节点的庞大的稀疏网络,如果直接分析全局性的海量数据,现实意义不大且实现难度太高。全局性的网络更多是由相互间并不关联的“小团体”组成的,因此首先要在整体网中寻找“关联子图”,即进行“成分(Component)分析”。“成分”是“最大关联子图”,成分的内部成员之间存在关联,而各个成分间没有任何关联。

  对于有向关系网络,成分有“强弱”之分。“弱成分”忽略关系的方向,只要成分中任意两点有途径相连即可;“强成分”则要求任意两点之间都存在严格双向的途径。以“沪深圈”为例,弱成分只有1个,包含所有节点;强成分有8个,除了25个节点组成的一个成分外,还包含7个孤立点。

  实证研究

  以沪深两市2003~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库),共梳理出涉及担保的关联交易记录132607条,担保关系26142对,参与担保的企业23129家,按年绘制的担保网络如图3所示。

  根据对11年间上市公司担保网络关键指标的统计,可以看出:

  第一,上市公司担保网络涉及主体逐年增多。担保主体数量的年均增长率36.8%,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第二,担保圈(组件)数量急剧增长,担保结构日益复杂。不但上市公司担保网络中担保圈的数目逐年递增,而且最大担保圈中的体量也在近几年内膨胀。特别是在2013年,最大担保圈内担保主体数量已突破100个,考虑到信息披露的局限性,该担保圈的实际规模很有可能数倍于统计值。

  第三,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显著刺激了担保网络的发展。2008年下半年,伴随“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银行业迅速扩张信贷规模,加大贷款投放的力度,降低信贷准入的门槛,极大地刺激企业间的担保行为。

  结论与启示

  当前经济周期处于下行区间,由担保圈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有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之一,金融业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管控压力。传统信贷管理手段对理解、处置担保圈风险作用有限,启动对担保圈的社会网络分析势在必行。

  优化风险监控措施。企业的多头融资使单家银行仅靠自有信息无法完全掌握企业担保关系网。监管机构应强化对企业担保、互保信息的监测与积累,站在全局角度,构建并动态维护企业间担保网络信息,并向商业银行开放通用及个性化查询接口,以便银行全面评估企业担保圈风险。

  优化风险计量方式。银行应建立客户“担保圈介入指数”,引入社会网络的密度、可达性、距离、中心性和小团体等指标,突破以往只关注企业自身风险的风控理念,全面动态量化企业的关联风险,建立风险分级预警机制。

  优化风险处置手段。在担保圈风险高发地区,应加强对网络中心性高、中介性强的重点企业的管控,可依据担保网络,采用担保方式置换、向关键节点企业注入流动性等“解套”手段,精确切断危机传播路径,遏制风险进一步蔓延。

  (万至臻,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公司与投行业务部。本文来源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李治华 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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