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自2019年12月起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把政府债券纳入社融统计之后,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社会融资规模”这一统计指标再次扩容。
1月16日,央行公告,自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
此前国债等政府债务并未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这是社会融资规模再一次扩容。
统计口径调整后,2019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5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
1月16日下午,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把政府债券纳入社融统计之后,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把政府债券纳入社融统计之后,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阮健弘说,之前,对资产支持证券、地方专项债是否纳入有过很多讨论。监管部门在做了很多研究之后,这些项目也相继纳入,但是否把全部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也是经过了广泛征求意见。
阮健弘说,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自2011年开始统计,大体上分为一是信用类,包括各类贷款、债券;二是权益类。把政府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后,截至2019年末,债券类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在15%左右。
此前,国债、地方债等是个否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一度有所争议。
根据西南证券(600369,股吧)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纳入,虽然对存量绝对规模影响很大,但对增速影响有限。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0.7%,增速与上月持平。而调整后的当月新增社融同比多增1719亿元至2.1万亿。其中贷款回升是主要驱动因素。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承兑汇票组成的表外融资减少1456亿元,同比少减219亿元。实体继续稳步改善。
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调查统计司前司长盛松成发文称,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按照金融原则,国债发行不计入社会融资规模,因为国债发行的主体是政府,而且国债筹集的资金相当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以及弥补财政赤字,而不直接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国债的发行与兑付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
一位机构人士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反应的是资金需求情况,将国债、地方政府债等纳入也具有合理性。从历史来看,社融增长的驱动力形式一直在快速变化,2006-2013年以信贷为主,2014-2017年“非标”增长较快,近两年,政府杠杆增长较快。
此外,也有机构人士指出,加入政府债券后相当于社会全口径,其中股票融资等属于权益性融资,再刨除未贴现银行票据指标,其余指标属于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负债,可以直接计算宏观及各部门杠杆率情况。
此前,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
更早之前,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
信贷支撑社融
贷款依然是社会融资规模的主要支撑。
2019年12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2.1万亿元,同比多增1719亿元。其中,对实体发放人民币贷款1.08万亿元,同比多增1488亿元,是主要贡献来源。
此外,外币贷款折合同比少减近500亿元;表外融资同比多增219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302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少增1270亿元。
央行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融口径,与专项债一同计为政府债券,12月政府债券融资同比多增286亿元。
在贷款中,2019年1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4万亿元,同比多增543亿元。居民贷款增加约6500亿元,同比多增近2000亿元,其中居民短期贷款同比多增100多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近1800亿元。
企业贷款增加约4200亿元,同比少增近500亿元,但企业中长贷和短贷持续改善,分别同比多增约2000亿元和800亿元,票据融资同比少增约3000亿元。
2020年货币政策如何?
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中国金融》发表署名文章称,过去两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持续稳定在35万亿~37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货币信贷合理增长,2019年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保持在12%以上,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保持在8%和10%以上,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相较而言,发达经济体央行实施的是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扩表”会提高银行信贷能力,而退出资产购买计划“缩表”则会降低银行信贷能力,与我国降准“缩表”提高银行信贷能力存在本质差异,不宜简单类比。
对于2020年货币政策思路,孙国峰在文章中表示,一是科学稳健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有效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支持高质量发展,并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2020年开年,人民银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体现了逆周期调节。
二是加强结构调整。继续发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用好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宏观审慎评估等工具,加强政策协调,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要素流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三是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完善LPR传导机制,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发挥好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维护公平定价秩序,严格落实明示贷款年化利率的要求,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发挥好相关机构的增信作用,改进银行考核机制,实施差异化的金融监管政策,建立健全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投放的长效机制。
四是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以我为主,兼顾外部均衡,把握好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和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三方面的平衡。继续在香港常态化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进一步丰富香港市场短期高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促进离岸人民币货币市场健康发展。
五是继续加大资本补充力度,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继续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途径多渠道补充资本,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将资本补充与改进公司治理、完善内部管理结合起来,有效引导中小银行下沉重心、服务当地,支持小微、民营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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