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莱珉银行到金融消费者保护 亚洲国家普惠金融五个典型案例

　　作者： 博鳌亚洲论坛

　　[ 数字保险也是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新突破。在互联网科技的带动下，数字保险积极参与共享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交通、医疗、农业等领域为人们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互联网保险以用户为中心，依托于互联网海量的用户数据，能够重塑传统保险公司原有的产品设计方法、定价方式及承保风控模式。 ]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 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后，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近十年来，全球和区域普惠金融联盟相继成立，建立起支撑普惠金融发展的强大网络。

　　从早期的格莱珉小额贷款模式，到现今东南亚国家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独特创新，亚洲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努力与尝试可圈可点。本文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普惠金融典型的实践案例，分别从政府推动与顶层设计、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的业务模式、消费者金融素养与保护等五个方面介绍和阐释了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建设的经验。

　　印度的国家战略

　　政府在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政府一直重视“消除贫困，保证公平”的概念。自2005年印度储备银行在年度政策报告中强调普惠金融的意义以来，印度的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2020年1月10日，印度《普惠金融发展国家战略（2019~2024）》正式发布。《普惠金融发展国家战略（2019~2024）》致力于消除获得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存在的固有障碍，并指出未来印度普惠金融要着力实现的普及金融服务、提供基本金融服务、提供谋生或技能开发的培训机会、提供金融教育与提升金融素养、保护消费者与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实现持续有效的协调等六大目标。

　　通过扩大服务范围实现金融服务的普及性，是成功实施普惠金融战略的关键基础。印度政府于2014年8月推出了“国家普惠金融计划”，旨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实现每户至少一个基本银行账户、金融知识普及、信贷可获取、加入保险和年金便利等目标。

　　同时确保每一位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成年人能够获得所需的基本金融服务，包括基本的储蓄银行存款账户、信贷、微型人寿和非人寿保险产品、养老产品和合适的投资产品。

　　印度是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人口大国，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民身份证制度，这既限制了民众开设银行账户，也限制了基础金融服务的普及。印度曾有超过5亿人没有正式身份证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无法得到政府援助、开设银行账户、申请贷款、考取驾照等。

　　印度将数字科技运用到身份识别中，解决了向民众提供基本金融服务难的普惠金融难题。印度身份识别管理局已研发基于生物识别身份证数据库的电子版“了解你的客户”（e-KYC）平台，其开展的身份识别项目（Aadhar计划）已完成对11亿人的生物识别数据采集工作，该项目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生物识别数据项目，覆盖了印度90%的人口。Aadhar身份识别卡拥有12位数字，政府能够将银行账户与具体人员（尤其是穷人）进行联系。结合印度的业务代理员模式，当业务代理员配备IT设备时，客户就可以直接通过指纹识别完成银行业务。同时，印度政府正在收集银行账号、生物识别数据和手机号码，通过结合这三方面信息，会使福利补贴的发放更具针对性。印度还推出“数字锁”和“数字签名”（或电子签名），可实现主体之间资料共享和合同签订的数字化和远程化操作。居民通过生物识别身份开立账户后，能够获得支付、贷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社会效率。

　　对个人信息新录入到金融体系的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并愿意接受谋生或技能开发培训，政府还将向其提供现有的谋生或技能开发计划相关资料，帮助其提高技能，从事有意义的经济活动并增加收入。

　　在亚洲中低收入国家中，印度已有的普惠金融战略成果颇为丰硕。根据世界银行Global Findex数据库，印度账户拥有率从2011年的35%提升到2017年的80%。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身份识别的Aadhar项目也有效地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开户所需的身份证明问题，消除了补贴穷人过程的中间环节，遏制了腐败行为，降低了社会成本。

　　柬埔寨的征信体系建设

　　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各类金融基础设施提供条件，例如征信体系、支付和结算系统等。当前，亚洲多国都在积极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为市场主体创造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

　　柬埔寨信用局（CBC）是一家私营征信机构，由柬埔寨银行协会、小额贷款协会等合资成立的信用局控股公司持股51%，由新加坡和美国两家机构合资成立的Equifax Cambodia控股公司持股49%。

　　CBC受柬埔寨央行监管，央行要求由其发放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成为CBC的会员，主要由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强制共享和使用信息，其他机构可以自愿参与。CBC同时收集正面和负面信息，分别保管10年和3年。CBC支持个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其办公地点现场查询信用报告，每人每年可免费查询一次。截至2016年年底，CBC有135个会员机构提供查询信用数据，涵盖500万人，占柬埔寨成年人口的49.9%，自其成立以来已经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超过1300万份信用报告。

　　商业信用报告是CBC提供的最重要企业信用产品之一。商业信用报告是所有在CBC注册在案的合法信用实体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历史信用记录，其内容有公司介绍、信用概况、查询历史记录、账户信息、股东信息等，还包括担保账户细节、会计冲销、公共媒体信息等，是一份非常全面翔实的跨行征信记录报告。

　　除了提供消费者及企业信用信息外，CBC还为作为成员单位的金融机构提供付费的商业化数据分析报告，帮助其了解其在征信市场上的位置与表现。通过客户忠诚度监测，每个月会员机构都可以了解他们的顾客与自身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关系如何。例如，有多少新的顾客，有多少顾客去了其他的银行，还可以了解他们是否获取了其他银行的贷款。

　　柬埔寨账户拥有率在2017年为21.7%，意味着仍有近八成的柬埔寨成年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然而，柬埔寨较其经济发展水平超前的征信体系给其整体金融活动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虽然柬埔寨在成年人账户拥有率、金融账户拥有率、储蓄率等方面明显低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水平，但在信贷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甚至明显高于东亚及太平洋(601099,股吧)国家平均水平。信用卡贷款、住房贷款等多个指标显示，柬埔寨达到了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

　　具体来看，通过支付记录的建立和不断积累，CBC帮助个体户、贫困人口等之前被排除在金融活动之外的人群获得“名誉抵押物”，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所有在CBC共享信息的金融机构，帮助这些社会特殊群体获得来自正规金融部门首次信贷的可能性，逐渐建立其征信记录，实现普惠金融。根据CBC统计数据，柬埔寨近年来对妇女、个体户的贷款增长显著。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2019）中，综合营商环境指数排名里柬埔寨为138名，低于与其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巴基斯坦，高于与其总GDP水平相近的老挝。在创办企业容易度、获取建筑许可容易度、获取电力容易度、合同执行力度等指标方面，柬埔寨评分均低于巴基斯坦和老挝，但获取信贷便利度的排名却显著高于后两者，在世界排名高达第25名，甚至显著高于众多发达国家水平，这与其征信体系的发达水平是密不可分的。

　　除营商环境外，征信体系的完善对柬埔寨金融体系、宏观经济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均有积极影响。2019年2月的一份柬埔寨信用体系影响评估报告显示，信用体系对2016~2017年间柬埔寨GDP增长率的贡献高达13.48%。

　　客观来看，柬埔寨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为滞后。例如，柬埔寨跨行交易十分受限，缺乏一个广泛适用的电子支付系统。受此影响，柬埔寨电子商务的不发达，反过来又对电子支付业务发展形成制约。为进一步推动柬埔寨的普惠金融发展，应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第一，扩大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征信体系参与度；第二，推动电子支付业务发展。

　　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金融创新领域的焦点和热点。数字普惠金融超越了金融服务的形态，其目的是让没有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获得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数字金融服务更直接，客户覆盖面更广泛。数字金融的产品创新降低了客户准入门槛，使得金融服务的贵族属性大大降低，平民化趋势日益显现。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迅速，已显著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中国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达到82.9%。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5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为15.2%。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移动市场处于明显领先的位置。线下扫码支付仍然在经历着从一二三线城市向更偏远闭塞城市以及从中部头部商户向庞大的长尾商户拓展的下沉过程，未来由线下扫码支付下沉所带来的新的用户及支付规模的增长仍然十分可观。

　　数字普惠金融使信贷变得更加方便，成本更低。传统的信用体系只包含个人信贷记录，建立在交易数据之上的信用体系扩展了个人信用信息的维度，除信贷记录外，还可以涵盖消费、社交、纳税和社会道德行为等。与此同时，积累足够多数据的企业，纷纷对自己的客户进行信用评价，打破了传统信用服务的垄断。

　　互联网信用服务已在免押金、先享后付、极速退款、分期付款以及服务优先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蚂蚁花呗”等在线信用贷款服务，使得以往获得服务不足的群体可拥有更便捷的融资渠道获得消费贷款。通过网络借贷、基于网络的供应链金融，一些网店店主、小微企业获得了经营过程中急需的贷款，这些贷款是帮助其拓展生意的关键，但往往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得。

　　数字化商业模式使得普惠金融服务供应商能够提供更多低成本、创新性和个性化的产品，例如基于互联网的基金理财产品，原来只面向高端金融客户的服务可以更广泛地服务于普通群体。以“余额宝”为例，截至2019年6月底，余额宝的资金规模已达1.03万亿元人民币，99%的投资主体为个人投资者，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投资者占比高达70%。从客户群体来看，数字理财实现了理财客户群体的年轻化趋势，同时，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其中。

　　数字保险也是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新突破。在互联网科技的带动下，数字保险积极参与共享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交通、医疗、农业等领域为人们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传统保险依赖大数定律进行保险设计，同时保险产品往往大而全，大量细分的保障需求无法覆盖。而互联网保险以用户为中心，依托于互联网海量的用户数据，能够重塑传统保险公司原有的产品设计方法、定价方式及承保风控模式。从保险类型来看，目前产品创新已不仅局限于互联网新型险，以车险、健康险、寿险为主的传统险种也正在经历着互联网的重组再造。

　　根据银河证券的研究数据，中国保险购买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2015~2017年，“90后”人均客单价增长了3倍，由547元人民币增长至2193元人民币。 “80后”、“90后”已成为保险购买的主力。

　　在金融科技浪潮之下，信息技术也在深刻改变着银行机构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式。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机构积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改善服务，创新推出手机银行、直销银行等载体，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金融产品都有利于消费者的福祉，或适合金融服务获取不足的群体的需要。例如，通过手机直接推销给消费者的数字化信贷产品可能会带来过度负债风险。这就需要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以应对与产品适当性等有关的数字金融风险。

　　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模式

　　普惠金融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类普惠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深耕细作。各类普惠金融服务供应商不断推进业务模式的创新，其中一些典型模式为行业发展树立了标杆，产生了较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又称格莱珉银行）便是当今规模最大、运作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之一，其运营模式被众多发展中国家模仿和借鉴。

　　格莱珉银行源于1974年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国吉大港乔布拉村的小额信贷实验。其主要目标是为特殊群体尤其是妇女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即从“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收入”，转变为“低收入－贷款－投资－更多收入－更多储蓄－更多投资－更多收入”的良性循环。1983年，孟加拉国政府颁布《1983年特别格莱珉银行法令》，由此世界上第一个专门服务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诞生。

　　格莱珉银行一直坚守着服务穷人的使命，不断践行以“让所有人在有需求的时候能够以合适的价格，方便快捷并有尊严地享受金融服务”为原则的普惠金融。根据孟加拉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在孟加拉国政府、孟加拉国人民和格莱珉银行的共同努力下，孟加拉国绝对贫困率从1972年的82%下降到2018年的11.3%，孟加拉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格莱珉银行模式复制到全球包括美国、墨西哥、土耳其等41个国家，惠及全球1688万个低收入家庭，在世界范围被证实为一种具有可持续性并能有效消除贫困的模式。

　　格莱珉银行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方面：从贷款对象上看，关注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贫困女性，并以此为主要目标；从产品和服务上看，为特殊客户群设计了适合的产品与服务，向穷人提供信用贷款，鼓励储蓄，分短期还款；鼓励客户能力建设，通过“十六条公约”为客户建立良好价值观，并培养会员理财和生活能力；在风险控制方面，以“小组+中心”模式，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让客户拥有集体的荣誉感，进而从客户内心激发还款的意愿和能力，使得贷款成为改善客户生活的初始动力，通过自立、团结、互助，以精神和团队的力量引导客户积极还款。

　　除基本贷款这一主导产品外，格莱珉银行还提供了弹性贷款、房屋贷款、高等教育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多种贷款产品以满足客户不同的贷款需求。同时，格莱珉银行也推出了格莱珉储蓄产品，其目的是在低收入人群的贷款之外，提供安全且有较高利率的储蓄服务。为了解决客户去世后无法还清贷款的问题，格莱珉银行推出了贷款保险储蓄基金，即借款人根据贷款大小支付一笔钱以保障其去世后贷款得以偿还。

　　格莱珉银行属于社会型企业。格莱珉银行有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即借款人拥有银行95%的所有权，政府持有其余5%。企业建立的目标并非营利性，而是为了服务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这一方式而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生活。这是其社会意义所在。同时，社会型企业又不是慈善组织，而是以企业方式高效运营。自1995年起格莱珉银行就已经实现了盈亏平衡，而其银行盈利还会源源不断地返回到银行运营中，为更多的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公司化运营方式相较于纯粹的公益性捐款，运营效率更高，且资金利用效率更高，更能起到防止不公平分配、杜绝懒汉行为与鼓励就业的作用。虽然格莱珉银行已有40余年的历史，但它创新的运营模式仍然是小额信贷类普惠金融业务的灯塔和标杆。

　　目前，格莱珉银行已经是孟加拉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截至2019年年底，格莱珉银行已覆盖了81678个村庄，约占孟加拉国全国村庄总数的93.48%；累计发放贷款295亿美元，拥有会员926万人，其中896万为女性会员。同时，格莱珉银行还款率达99%，成为金融界的奇迹。

　　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

　　随着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深化，亚洲各国都致力于加大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工作力度。

　　韩国政府将普惠金融作为四大金融改革战略之一，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自2002年以来，韩国金融监督院开展了广泛的金融教育项目，以提高大众金融素养，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作为这一倡议的一部分，韩国金融监督院向大学生、有外国人配偶的多文化家庭、老年人、监狱犯人、失业者和军人提供个人理财方面的教育。例如：韩国政府与韩国老年人协会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促进老年人的金融教育。为多元文化家庭和外国消费者提供教育视频、为军人和妇女发放手册，以提高他们的金融知识。提供14种语言的翻译服务，帮助外国消费者便利地利用个人信贷管理部门网站和征信局网站进行投诉。网上发放有关个人信贷管理的教育资料，让消费者掌握个人信贷管理的基本知识。2018年，约有13.4万名消费者参与了韩国金融监督院金融教育计划。

　　2020年3月24日韩国公布《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整合了分散在各个法律中的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定，形成了综合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该法解决了过去类似的金融产品因销售产品金融机构的不同而适用不同规定，导致出现监管空白和消费者保护灰色地带的问题，采取按照金融产品类型和风险特点统一规范的方法。

　　除立法以外，金融监督院出台了多项利于消费者的改革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对高龄老人（65岁以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金融监督院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实施细则中也进行了相关安排，比如保障高龄老人完全理解并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以及提高残疾人利用金融服务的便利性等。

　　作为高收入国家，韩国在金融服务可得性、产品多样性方面走在亚洲国家的前列，推行普惠金融的主要目的在于构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基础。韩国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不但包括不能享受中低利息优惠政策的没有信用或信用等级处于中低等级的人群、被排斥在数字金融以外的残疾人和老年人，还包括利用高息贷款的人群、逾期债务人、信用记录不良人员。这些有别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普惠金融受惠对象，也是未来中低收入国家经过发展之后需要关注的领域。

　　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是韩国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后，针对金融消费者面临复杂、多变和专业的金融市场的大环境，发生大量的消费者亏损、纠纷后，引入功能性监管体系框架，旨在避免出现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这是有效保障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根本大法。通过立法，金融监管的焦点从维护金融市场公正交易秩序转向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金融消费者活动的焦点从劝诫、劝告、调整纠纷转向制定产品标准、业务标准、销售标准，金融教育和产品说明从满足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转向保障金融消费者的选择权。这些实践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成果，也值得亚洲其他国家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