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坦：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践

　　作者｜王均坦「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21期

　　货币政策工具既发挥着总量调节功能，也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年初以来，人民银行结合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阶段性特征，不断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体系，分层次、有梯度地连续推出了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两项直达实体政策工具等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对冲疫情冲击和后续影响提供了有力支撑。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认真落实易纲行长“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郭树清书记“更好发挥金融在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和增进社会福利方面作用”的要求，深刻领会政策内涵，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下大力气疏通政策传导渠道，提升政策的精准性、直达性，为安徽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支持实体经济加快恢复常态。

　　结构性货币政策在防疫保供、复工复产、稳企业保就业各个阶段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疫情高峰阶段，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及时充分保障了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供应。2020年1月31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政策出台后，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迅速建立全省扁平化工作协调调度机制，与地方有关部门形成攻坚合力，指导金融机构对名单内867家重点企业逐户对接，全面摸排企业有效需求，按照“又好又准又规范”要求“应贷尽贷快贷”，杜绝“跑冒滴漏”。政策实施以来，先后向421户企业发放贷款116.96亿元，扣除财政贴息后企业承担的实际利率不到1.3%，地方名单企业贷款发放额居全国第六位。此时正处疫情高峰，又恰逢春节时点，部门协调、人员隔离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相关金融机构建立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协调解决企业具体困难，全力支持防疫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生产。合肥高贝斯医疗卫生用品公司扩大防护服生产的流动资金需求，以及安徽三建支援武汉医务人员返回后的隔离观察工程建设资金等，均在最短时间完成贷款流程。为企业“雪中送炭”的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肯定。

　　疫情蔓延势头初步控制后，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为支持有序复工复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疫情冲击下，外贸、旅游、交通、住宿餐饮、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行业受影响尤为严重，金融支持相关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促进实体经济向正常状态回归是当务之急。围绕新阶段市场需求特征，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强化与行业主管部门联动，引导金融机构使用优惠央行资金，加大复工复产金融支持力度，先后与省文旅厅联合出台全国首个针对性指导意见，与省农业农村厅合作建立分类名单需求采集机制，均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2020年4月末，5000亿元政策项下安徽部分在全国率先发放完毕，向1.4万户市场主体发放贷款或贴现201亿元，居全国第七位。当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99.4%，“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复工率超过98%。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后，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继续助推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在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国际疫情仍有蔓延趋势的内外环境下，实体企业仍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特别是入汛以来，安徽省大部遭受持续强降雨袭击，部分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对疫情冲击后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带来更大困难和挑战。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出重要讲话指示。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积极调度组织银行分片划区、责任到人，梳理企业贷款实际需求，用足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为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渡难关、续生机。截至9月末，先后支持相关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或贴现588.3亿元，支持各类市场主体4.7万户。

　　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实体经济面临诸多困难，两项直达实体政策工具及时缓解市场主体燃眉之急。针对小微企业资金延续最迫切需要和缺少抵押担保的痛点，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对照稳企业保就业要求，积极弥补小微企业传统金融服务短板，全力推动普惠小微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工具落地见效、增量扩面。2020年9月末，安徽省金融机构累计实施延期还本684.3亿元，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526.7亿元，为13万名员工提供稳岗承诺。其中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21.6亿元，延期偿还贷款本金180.5亿元，普惠小微延期率达63.4%，信用贷款发放占比达39.9%，基本做到“应延尽延”“应贷尽贷”。阜南县红亮箱包厂在汛期王家坝开闸泄洪时受损严重，当地人民银行第一时间协调金融机构办理续贷200万元、发放信用贷款260万元，缓解了企业还本付息压力，为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了关键助力。

　　“几家抬”协作推动形成政策合力，进一步提升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直达实体的政策效应。金融政策不能包打天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向微观领域传导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认真落实易纲行长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几家抬”工作要求，注重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协同联动，协调促进货币、财政、产业、就业等政策形成集合效应。安徽省财政统筹20亿元资金，为通过审批的制造业项目贷款贴息40%；合肥市财政为再贷款政策提供1亿元风险补偿，已撬动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资金发放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贷款46.5亿元；省市县三级人民银行与当地发展改革、农业、经信、科技、文旅等行业主管部门分类开展多批次银企对接，实施名单推送，银行已向其中的2038家企业发放贷款282.1亿元；省市县三级全覆盖的“信贷+担保”科创企业融资体系建立完成，政策性融资担保平均费率降至1%以下。有关做法得到金融委办公室通报表扬。

　　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引领下，安徽省信贷投放呈现出“量增、质优、价降”的较好局面：2020年9月末，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16.4%，为2017年8月以来最好水平；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分别同比增长24.4%、34.3%，均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水平；9月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61个基点，其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降64个基点。在各项金融政策支持下，安徽省经济逐步恢复常态，主要经济指标逐季加快好转，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比上半年加快1.8个百分点。投资稳定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比全国高1.6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继续加快，进出口总额增长10.2%，比全国高12个百分点；消费继续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5%，降幅全国最小。

　　在不确定的形势环境下，受有效需求、传导机制、施策环境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尚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

　　从市场主体需求角度来看，受疫情叠加洪涝灾害影响，企业有效信贷需求尚未完全复苏。受国外疫情蔓延和国内常态化防疫双重影响，特别是入梅以来持续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涝灾害影响，企业经营面临价格下降和成本上升双重挤压，效益下滑，经济恢复进度仍需进一步巩固。2020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6%，应收账款和产成品存货增加，周转速度放慢。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疫情避险心理尚未完全消除，消费短期内无法恢复常态，8月安徽省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刚刚由负转正，未能够为生产端提供足够支撑。受上述影响，大部分企业对市场整体预期偏于谨慎，经营思路主要是维持正常运转，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均不强，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从银行传导机制角度来看，银行信贷能力、方法、意愿方面存在诸多短板，政策效果向纵深层面延伸的后劲可能不足。一是银行尽职免责有制度难落实，银行存在部分“不敢贷”现象。尽职免责制度具体操作时前置条件多、主观性强、难举证，银行一线面临的问责压力依然较大。二是受传统抵质押思维惯性影响，银行“不会贷”。虽然2020年已对信用贷款提出比例考核要求，但银行业务授权和对企业实际还款能力的判断能力依然不够，整体信用贷款比例依然不高。三是对市场前景判断不明，银行“不愿贷”倾向明显。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资本实力弱、资产风险突出，出于自身资产质量和对市场前景的担忧，经营更加趋于审慎。总体而言，部分银行对自身风险的担忧甚于政策激励效果，更倾向于在优质客户领域进行“掐尖”竞争，缺少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向纵深领域进行业务拓展营销。

　　从政策配合角度来看，各部门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性仍需磨合。一是结构性货币政策一般侧重于普惠领域，而产业部门的政策重心在具有产业带动效应的重点企业，与金融政策衔接不够紧密。比如，3000亿元防疫再贷款政策支持的部分重点企业产品热销、自有资金充裕，金融需求较少。二是受减收和增支因素双重制约，地方财政特别是市县财政自身收支平衡难度增大，金融部门很难争取到风险补偿、贴息等财政支持。三是虽然线上银企对接平台运用大数据手段进行信息整合，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但由于各部门信息分散，金融科技赋能的数据支撑尚不够充分，对企业信用画像还不够立体，金融机构采信效果不佳。

　　进一步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果的思考及建议

　　在当前特殊环境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大有可为，是解决当前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有效路径。本次疫情以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彰显了我国的制度性优势，也证明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在面对突发性事件和纠正市场失灵方面是行之有效的。目前我国仍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经济全球化大潮遭遇逆流，疫情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受阻，国内实体经济向常规状态回归也需要时间，经济持续复苏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尤其不能缺位，应继续扛起责任、服从大局，在把好货币总闸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引导，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方面，需要保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继续支持涉农、小微、民营等薄弱环节，以及未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畅通金融政策传导渠道，适应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合理把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节奏，结合市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比如，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平稳，高峰期间的应急措施可以逐步退出，但对于普惠、绿色、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理资金需求应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坚持市场化原则和风险底线，进一步疏通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通过资金融通传递信息、发现价格。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应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合理把握调结构和防风险的政策平衡，“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坚持银行按市场化原则独立决策放贷，不进行行政干预。特别是在银企对接名单推送过程中，要遵循商业可持续原则，让银行自主选择支持对象，维护正常金融、法治秩序，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保持合理的政策优惠空间，建立较同类市场资金更有竞争力、风险相容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政策传导积极性。三是在风险资本、拨备计提、尽职免责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银行解决后顾之忧，甩开包袱轻装上阵。四是可考虑通过专户管理、落实担保、资金隔离等方式充分保障央行资金安全，同时允许更多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经营向好的机构借用政策资金，让更多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

　　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了解地方实情、熟悉微观操作的比较优势，提升总分行协同作战能力。人民银行体系拥有机构覆盖完备、实践经验丰富的分支机构架构和人员储备，这是国外中央银行所不具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政策传导作用。一是可考虑以区域为单位，将全国性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和地方法人银行同步考核。既可避免不同银行对优质企业“掐尖”导致政策效果衰减，也可防止不同银行间经营节奏不一致，影响金融供给的连续性。同时，还可以防止个别企业集中掌握低成本资源、削弱金融供给效率，导致政策“脱实向虚”。二是可考虑与重点产业政策深度融合，允许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结合地方产业经济特点分类施策。比如，可在继续支持小微、涉农和民营企业的基础上，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G60科创走廊、乡村振兴、制造业、“专精特新”等重点生产和投资领域，提供针对性优惠政策资金支持。一方面，发挥产业链联动效应，让政策优惠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优惠政策集约使用，实现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资源共享，减轻在财政贴补、风险补偿等方面的协调难度。三是可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基础上，考虑允许征信系统数据与地方信息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对接，方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手段进行多维度信息资源整合，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帮助银行更有效判断企业风险和实际还款能力，提升银企对接和金融服务效率。■

　　（责任编辑  赵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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