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谈人民币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11月2日，央行行长易纲行长在“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的访谈时表示，今年以来，得益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以及我们近年来坚持实施常态化货币政策，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相对稳定，对美元有所贬值，但对其他主要货币有所升值。

　　他指出，我们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未来，我们将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币值和购买力将保持稳定。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分为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两种。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指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很少干预，汇率随市场供求变化。这种制度的缺点是名义（和实际）汇率的大幅波动可能扭曲资源配置，汇率的随机性和通货膨胀偏向较大。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则是指货币当局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使汇率向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货币当局虽然干预外汇市场，但不捍卫任何确定的平价，干预的频率根据汇率目标而定。

　　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央行官网资料，人民币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需要指出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一篮子货币”有所区别。其中，“盯住一篮子”实际上还是固定汇率，而“参考一篮子”则是联系多种货币、同时依据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盯住一篮子”用一个明确的规则代替央行对汇率的任意干预，从而能迅速稳定汇率预期，但同时丧失了货币当局调节汇率的主动权；而“参考一篮子”保留了货币当局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力。

　　几种较为常见的汇率调控工具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我国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时，较为常见的调控工具包括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逆周期因子等。

　　1、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金融机构交给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与吸收外汇存款的比率。外汇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将吸收的外汇存款按照一定的比例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存储的存款。

　　当人民币大幅升值时，可以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回收外汇流动性，减少外币供给，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当人民币大幅贬值时，可以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释放外汇流动性，增加外币供给，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

　　2、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属于逆周期调节工具，被业内视为外汇市场“自动稳定器”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种价格手段，即通过影响汇率远期价格，调节远期购汇行为。一般来说，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截至目前，央行已经四次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3、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2016年，央行在全国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该政策构建了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约束机制，对本外币跨境融资实行一体化管理。同时，具有逆周期调节、总量与结构调控并重等特点。六年时间以来，央行对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至少有过四次调整，时间段集中在2020年-2022年。

　　简单来说，在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背景下，下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助于调控资本流入，降低企业汇率风险；在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背景下，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助于企业扩大融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

　　4、逆周期因子

　　2017年5月，为了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核心成员基于市场化原则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由原来的“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调整为“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

　　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可通过校正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供求还原至与经济基本面相符的合理水平，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人民币汇率单方面出现超调。五年以来，逆周期因子分别在2017年5月、2018年1月、2018年8月、2020年10月经历了引入、恢复中性、重启、淡出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