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也日益完善,有效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
2022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发放低成本资金带动减排;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扩围至七省(区)十地,试验区内200多家金融机构完成环境信息披露报告试编制;此外央行还提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开展环境风险防范和压力测试,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碳核算工作,为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全球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在2022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央行副行长宣昌能表示,中国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重点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宣昌能透露了央行下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工作的四大重点:一是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大力提升碳核算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二是用好用足金融政策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研究开展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三是防范气候环境相关金融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发展战略和业务流程管理;四是深度参与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与治理。积极参与引领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制定。
碳减排工具带动减排8000万吨
2021年央行官宣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是绿色金融一大里程碑事件,相关贷款在2022年已初具规模。
2022年8月,外资银行首次被纳入该工具实施范围,德意志银行(中国)、法国兴业银行(601166)(中国)获碳减排支持工具金融机构资格。
在2022年,多家符合要求的银行已按季度披露相关贷款情况,我国碳减排支持贷款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据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数据发现,截至发稿前包括六大国有银行在内10家银行披露了今年三季度碳减排支持贷款情况,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601988)和建设银行在内共4家银行碳减排贷款突破百亿规模。
“截至今年9月末,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使用2400多亿元,支持碳减排贷款超过4000亿元,带动减少碳排放8000多万吨。”易纲在2022年金融街(000402)论坛年会上透露。
“这项工具坚持市场化原则,支持金融机构向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碳减排技术这三个重点领域的企业提供贷款。除了资金支持外,碳减排支持工具还要求金融机构计算和披露贷款所带动的碳减排量,这对于引导绿色理念,推动碳核算和信息披露具有积极意义。”易纲如是评价。
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运行报告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央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分别向相关金融机构发放资金 642 亿元、222亿元,合计864亿元。两个工具实施以来,央行分别累计发放资金 2469亿元、578亿元,合计3047亿元。
“要用好用足金融政策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宣昌能在上述论坛表示,央行将研究开展绿色金融综合评价,有序扩大评价范围、拓展评价结果运用场景。引导金融机构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项目提供低成本融资。
相比传统的货币投放,碳减排支持工具有何优势?中国银行业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专家工作组国际观察员杜红霞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运用能够带来一定规模的基础货币增量投放,拉动投资规模与中长期信贷增长。碳减排支持工具的再贷款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有助于推动企业加权融资成本降低,可以起到一定程度推动市场利率下降的效果,“先贷后借”机制也可实现直达实体的良好政策效果。
绿色金融试验区扩围至七省(区)十地
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满足市场主体多样化需求、丰富和优化绿色金融市场供给结构的重要基础。五年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2022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扩容。据央行官网《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一文公布,同年8月,央行等六部委印发《重庆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重庆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正式启动,至此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扩围至七省(区)十地。
据央行公布,湖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数字化赋能、碳账户建设、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已向多地推广。2022年6月末,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1.1万亿元,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
据宣昌能介绍,截至2022年9月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20.9万亿元,同比增长41.4%,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6万亿元,均居全球前列。
21世纪经济报道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发现,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仍然是绿色贷款的主力军,而大部分中小银行仍需发力。
“中小银行要结合自身优势和发展目标去提供相应的绿色金融服务。”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邱亦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首先中小银行需要根据当地的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需求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并加深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研究。其次,应尽快完善相应的风控体系,借助金融科技提升自身的风险控制效率;然后,需根自身优势,充分挖掘地方绿色金融需求和布局,更好地支持当地的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升自身的金融服务能力。
就绿色债券而言,虽然我国起步较晚,但在相关政策的激励下,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一跃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我国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方政府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蓝色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今年10月,海南省政府宣布已完成海南省首单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的簿记定价,发行规模50亿元人民币,债券将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这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债券品种。
尽管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已全球领先,但目前我国绿色发展仍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
中国银行业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专家工作组国际观察员杜红霞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供给侧看,2022年上半年绿色信贷达到19.55万亿,占本外币贷款余额的9.47%,不到10%。绿色债券发展速度快,2022年上半年,大概新增4000多亿元,占境内总债券发行额度的1.29%,占信用债发行规模的4.49%,整体比例还比较小。另外市场上也有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创新,但总量较小。”
2022年6月,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被业内视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指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首次提出了银行保险机构重点关注ESG风险,最终要实现碳中和。
统一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要探索开发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碳核算方法,研究推出统一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逐步拓展披露范围,稳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宣昌能在上述会议表示。
一直以来,环境信息披露都被认为是有效降低绿色金融供需双方环境信息不对称、降低“洗绿”等风险的重要机制。我国在央行的牵头下逐步建立起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同时注重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开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碳核算工作,有效降低环境信息披露和管理成本。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前,13家银行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华夏银行(600015)、兴业银行在内的7家银行公布了在重点行业进行气候压力测试的探索,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2022年环境信息披露体系也得到进一步完善。这一年,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指出要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银保监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强调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公开绿色金融战略和政策,充分披露绿色金融发展情况。《中国绿色债券原则》发布,指出绿色债券应满足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选、募集资金管理和存续期信息披露四项核心要素的要求。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发布企业标准《中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提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所投绿色项目应披露的环境效益定量和定性指标。
开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碳核算
全球气候变化及碳中和目标驱动下,各国的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缺少前瞻性预判和相应战略调整的金融机构面临气候转型风险。
央行在官网发布的《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一文透露,目前我国已开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碳核算工作。
平安银行(000001)战略发展部董事总经理卢乐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机构开展碳核算既是对自身气候风险防控和损失规避的必要手段,也是响应国家碳中和政策目标、发挥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和引导作用的必要前提。
“金融机构开展碳核算工作的重点,一是在于企业、资产或个人信息的采集,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强化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各地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渐为信息的可获得性提供支持;二是在于通过科学的方法学进行碳排放量及碳减排量核算,三是加强对碳核算结果的应用。”卢乐书表示。
卢乐书以传统高碳排放行业为例,渐趋收紧的碳配额约束及碳价上涨将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减利润和现金流,导致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参考欧盟碳交易经验,其年度碳配额总量保持2%左右的下降率,未来我国也可能逐渐下调免费碳配额分配;另根据国际能源署和世界银行的预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30年我国碳价可能要从当前的50元左右水平上升到450元左右,上升幅度接近10倍。金融机构通过碳核算,可以锁定高气候风险资产,从而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敞口。
金融机构如何开展碳核算?2021年,央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将金融机构碳核算及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纳入绿色金融评价,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碳核算和环境风险管理,并带动融资主体和其他金融活动参与者加强碳核算工作。
卢乐书进一步介绍,在数据采集方面,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强化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各地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渐为信息的可获得性提供支持;在核算方法学方面,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通用的碳核算方法、报告标准或指南框架,我国现行指南中也一般明确企业范围一、范围二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企业范围三核算以及个人消费领域的核算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在应用方面,部分金融机构开始尝试将碳核算结果应用到金融机构产品与服务创新、环境风险防控等经营管理机制中,提升碳金融业务发展能力,同时加强对碳核算结果的分析,为我国核算标准、方法等理论研究提供依据。
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
中国是二十国集团(G20)中最早提出绿色金融议题的国家,绿色金融国际合作也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五大支柱”之一。
2021年,中国央行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主流化进程,牵头起草《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和《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获得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核准。
2022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各成员领导人在峰会上批准了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提交的《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包括《G20转型金融框架》等重要内容。
央行多次公开场合提及转型金融。“未来,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做好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效衔接,将绿色金融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推广应用到支持转型经济活动的领域。”宣昌能在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推进转型金融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分论坛上表示。
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如何有效衔接?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向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以支持碳中和为目标的《G20转型金融框架》包括五大要素:一是告诉市场如何界定转型活动;二是明确如何披露转型活动;三是明确用哪些金融工具来支持转型活动;四是安排激励机制来支持转型活动;五是保证公正转型。
“在现有的绿色或可持续金融体系下,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界定标准、披露要求等还不够明确,金融机构对于经济活动中的‘转型’活动,以及高碳或‘棕色’活动还存在无法明确识别的情况。因此,一些金融机构‘不敢’为转型活动提供金融服务。”马骏表示。
“如果高碳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支持,可能会暴露一些潜在的风险。”卢乐书认为潜在的风险包括高碳企业破产倒闭,资产估值大幅下降,对银行成为坏账,引发金融风险;由于缺乏资金,导致高碳行业低碳转型延迟或失败,严重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高碳行业经营不景气导致裁员或人才流失,影响社会稳定;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转型风险不能得到遏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我们看到了这些存量项目在低碳转型中所面临的这些实际困难,所以对企业进行绿色金融的支持,进阶到转型金融的支持,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在运用绿色金融聚焦于增量项目之外,运用转型金融聚焦于存量项目也是未来业务的重点方向。”卢乐书说。
马骏介绍,国际上比较典型的转型金融产品有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及数量不多的气候转型基金等。国内市场转型金融产品自2021年开始兴起,如SLL、SLB等;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发布各自的转型债券框架,明确表述了哪些领域中的何种转型活动会获得其支持;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近期也发布了关于开展转型债券试点的通知。
目前,我国已开始尝试创新转型领域金融产品。2022年6月22日,银行间市场首批5单转型债券项目发行,5单首批转型债券发行人分别是华能国际(600011)、大唐国际、中铝股份、万华化学(600309)及山钢集团,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建设、电解铝节能技改、动能转换升级减量置换等转型领域。
此外,在促进绿色金融国际标准统一方面,中国央行与欧盟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为中欧绿色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便利绿色跨境投融资奠定基础。
中国央行参与发起设立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也正在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之一。NGFS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宏观金融稳定、微观审慎监管的影响,旨在强化金融体系风险管理,动员资本进行绿色低碳投资。
马骏介绍,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内,NGFS成员已扩大到代表五大洲的130多家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观察员机构,推动了一系列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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