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专家访谈：新形势下农村金融要破旧立新

　　编者按：

　　普惠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各相关主体提出了新要求和新目标。农村是普惠金融推进的重要战场，近十余年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取得了瞩目成绩，以农信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为主的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如今农村的实际情况已发生巨变，农村金融工作的思路和方式应与时俱进。在经济形势变化和中小金融机构化解风险的背景下，农村金融工作如何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怎样发展？循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分别专访了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数字普惠金融资深专家、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原秘书长刘澄清，以问题视角，寻解题思路。

　　刘晓春：不能再用旧眼光看当下农村金融

　　“在国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背景下，农村今后怎么走，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能再用30年前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三农’问题。”近日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谈到农村金融发展问题时表示。

　　经过10多年国家普惠金融政策的大力推动，和各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断下沉，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取得巨大成绩。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及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面临着新挑战。

　　一毕业就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其间工作30余年，一路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刘晓春，在离开农行系统后也一直在关注并研究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的发展情况。

　　对于当前农村金融的发展，刘晓春表示，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很多地方和金融机构在推进农村金融工作时仍用30年前的思维和观念来看问题，导致做的很多工作陷于低效，资源存在被浪费的情况。

　　刘晓春认为，当下中国农村更需要的是启动新一轮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要求。

　　农村金融发展需要新思维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的农村金融推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主要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刘晓春：我国的农村金融或者说农村普惠金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40多年了，取得的成就非常大。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金融机构打破原来计划经济的思维，主动地去支持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对农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发展等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原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量，让他们从农业农村走向工业走向城市。在整个过程当中农村金融机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农村金融不能只是看到一家一户的金融需求有没有满足，毫无疑问现在普及度越来越高，但更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特别是对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像农村金融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化这样一种结构性的作用，相比满足个体金融需求无疑是更大的。

　　银行方面，最近10多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包括农业银行、农商行系统、邮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多层次、多方面地对农业农村农民提供了很多支持。

　　但农村金融发展到现在，正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我们是一个大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有纯农业的地区，也有工业化的地区，甚至很多农村实际上已经城市化了，不能再以简单的农村金融来概括整个情况。但现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还是以传统的“三农”视角来看待农村金融，没有区分不同情况，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同时，随着城市化率越来越高，大量农村青年走向城市，即使纯农业地区和以前的情况也不一样，要么是规模化经营，要么很多土地已经撂荒，没人去种。这是农村金融要考虑的新问题，你服务的客户应该是谁？

　　而在国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背景下，农村今后怎么走，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能再用30年前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三农”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我们在近期走访全国多个地区农村时也看到了您所提的这些问题的一些表现。比如许多地方早在2016年前后就已经搞过一轮普惠金融“村村通”工程，如今在新的政策要求下，又重新做一遍。

　　刘晓春：这说明之前做的那些可能没发挥应有作用，如果它已经发挥作用了，就没必要再做了。同时这个现象也说明“村村通”实际上更像是运动式的工作，背后还是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未能摆脱农村就是农户的观念。

　　我们今天要发展现代农业，其中的生产技术、生产模式和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原来一家一户，或者小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方向，需要公司化运作。

　　相应的，农村现在更需要的是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现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转变一个新方式。（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如何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不是单靠普惠金融去支持。普惠金融一小户一小户地去做，很难孕育出现代农业。

　　农村金融机构需要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全面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不同地区间差异大，不同村子的经济条件、产业环境也相差甚大，当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刘晓春：我觉得改革应该总体上有设计，然后分步走。不一定是全国遵照一个统一标准，可以分地区分类施策，与当地农村的经济结构相吻合。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中小金融机构列入三大风险之一，那如何帮助它们走出困境？

　　公司治理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它面对的经济环境和经营环境有没有机会去赚钱。如果持续让它们进入低效的领域去做低效的业务，并不能改善经营，反而增加它的风险。农村金融机构把资源投入到农民不愿意、不想干的事上，就意味着真正能改变农村面貌的资源被浪费了。

　　所以不是简单地说农村金融要去干什么，而是说随着农村经济本身的变化，农村金融机构能不能跟上这个变化，促进这个变化，这样才有机会走出困境。

　　证券时报记者：除了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风险问题外，不少农商行的负责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都表示，目前很头疼大型银行，因为它们要完成普惠金融政策要求，下沉后出现“掐尖”效应和价格战，让农商行丢失了很多优质客户，也拉低了农商行的贷款利率。对此您怎么看？

　　刘晓春：现在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遇到的问题是，监管政策导致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在同一个下沉市场里竞争激烈，而非通过市场竞争让不同的金融机构形成自己差异化的特色。这也就导致了如今农商行体系对大行下沉有很多意见。

　　去年我在一个会议上就说过，以前大家都说大行天然不会去做小业务，一是不愿意，二是没能力。如今小银行却在抱怨，说明大行的能力比你们强。这又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个市场并不是无限的，贷款的对象实际上是有限的。所以大行一旦这么下沉，以它的成本、技术能力和规模效应，很快就把小银行的好客户拿走了。而农村金融机构的好客户一旦没有，如果再让它下沉，那更多只有风险。

　　所以到这个程度，我觉得目前提倡的行政化的普惠金融方式，应该有所调整。

　　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本身是不是也要按照当地经济情况进行改革，是不是一定要强调所谓“小服务小”，尤其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客户已经变了，小银行是不是还能跟上。我觉得今后普遍的情况会是小银行慢慢合并成大银行，可能才是正确的方向。

　　刘澄清：农商行灵活度不足 省联社治理结构需改革

　　“我觉得现在各地农商行最大的问题不是客户的问题、贷款的问题、存量风险的问题，而是治理结构的问题，没有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去做。”数字普惠金融资深专家、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原秘书长刘澄清在近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普惠金融在乡村推进的主要抓手是农村金融机构，但目前包括农村金融机构在内的中小银行整体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刘澄清近年来一直在调研和推动地方农信系统发展，谈到农村金融机构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刘澄清做出如上回答。

　　刘澄清认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与金融“五篇大文章”结合到一起，共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包括监管部门、各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称“省联社”）、农村金融机构都需做出诸多改革和调整，来适应新变化，找到新办法。

　　省联社治理结构需要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遍布全国乡镇的农商行、农信社是我国农村金融工作的主力军。您近年来一直关注和调研国内许多地方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您看来，农商行、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刘澄清：我国的农信社（农商行）回溯起来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在农村金融领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一直扎根乡村，没有离开过，所以也一直是金融领域支农支小的主力军。在数字金融发展之前，农信社在农村的网点和人员都是最多的，这也成为它们主要的优势。

　　农信社的发展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农村经济好，农信社也会跟着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了，农信社就会遇到困难。现在经济环境在调整，农信社体系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风险，需要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列为当前和今后金融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中小金融机构各自的实力、经营情况和面对的挑战各不相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风险和问题相对更多。您认为当下主要面向农村的中小金融机构，普遍面对的问题、存在的风险主要是什么？

　　刘澄清：我认为普遍的问题还是在省联社治理结构改革。

　　我去各地农商行调研，发现那些农商行的董事长、行长们的手脚被束缚。不少农商行是民营的，没有国资入股，但它的董事长、行长任命也不是由股东决定，而是由省联社决定。

　　在今天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农商行的高管们个人虽然有能力，但他们的灵活度小，没有多少空间给他们施展拳脚。我看到很多农商行的董事长、行长，他们压力很大，就是省里面给的压力，每年要完成很多指标，但同时却没给他们相应的职权。

　　我认为现在各地农商行最大的问题不是客户的问题、贷款的问题、存量风险的问题，而是管理结构的问题，没有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去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现在的风险化解完了，以后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普遍的问题，比如业务能力问题，很多地方存在人浮于事、员工效率低下的情况等。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关于省联社治理结构的问题，是否已经在进行改革？

　　刘澄清：2023年开始，依照一省一策的方式，一些省份的改革已经开始。根据我的观察，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目前防风险的责任更重，这种情况下想要有一个突破性的改革很难。

　　一些地方的改革是将下面的各个小的农商行组建成联合银行，变成一个集团，把所有的资产都集合到一起，主要目的还是防风险。但从管理角度看，前面提到的问题依然没变。

　　可能等到经济形势更稳定，风险充分化解之后，才有可能就治理结构的问题进行大的改革。

　　政府和监管要更包容、务实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调研走访的诸多银行中，有没有比较好化解风险的经验、案例值得推广借鉴？

　　刘澄清：在化解风险方面我认为江苏做得很好。江苏的省联社改革做得很早，也比较彻底。苏南以常熟农商银行为代表的几家农商行，改革以后发展都不错，至今依然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当然，这也和江苏的农村经济发展好有很大关系。苏南的乡镇企业发展一直都是比较领先的，它的农商行相对也就比较好。

　　我去江苏省内的农商行调研，感觉江苏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比较包容、务实、高效，其他很多省份在向它们学习。

　　证券时报记者：业内有观点认为，目前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推进方式部分已经过时，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的实际变化情况和市场需求。您怎么看？

　　刘澄清：普惠金融整体的服务方式的确是要创新了。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偏远乡村，人口流失严重。这种情况下不单是农村金融机构要调整，监管要调整，相应的经济体制也要进行调整。

　　我一直主张，除了现在的商业银行以外，乡村一定要发展合作金融。现在浙江、福建很多地方在做，大学生返乡创业很活跃，和村集体或已有的农村合作社一起，推动乡村建设，吸引青年人才返乡。现在农商行和农信社已经不是合作金融机构了，它们只是穿着“农装”的农村商业银行。而合作金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赋能，去中介，和农民在一起。

　　证券时报记者：在新的形势和变化中，接下来普惠金融工作在农村的推进应该把重点和方向放在哪里？

　　刘澄清：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接下来普惠金融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要求银行不能总把目光盯在贷款上，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中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主不单需要贷款，银行要提供全套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五大体系建设：支付、存款、贷款、保险和理财。

　　同时还要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教育和赋能，在数字化过程中避免数字鸿沟。

　　第二个方向就是金融“五篇大文章”，在农村一样有很多要做的。在乡村全面振兴、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就需要绿色金融参与进来。农村的养老问题也需要金融机构参与，探索一些新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再回到农村金融机构身上。如您前面提到的，农村金融机构是支农支小的主力军。但在当下中小银行风险逐渐积聚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要如何审视和寻找自身在今后普惠金融工作中的角色与定位？

　　刘澄清：首先还是省联社层面在管理上要敢于放手，相信下面农商行的董事长、行长们。

　　监管在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时也要高质量。比如最近提出的普惠信贷，在制定考核指标时要精准，应该以客户数（越多越好）、单笔贷款金额（越小越好）和纯信用贷款占比（越高越好）三者为主，同时在同业对比时依照银行规模类型分层衡量。如果这样制定，很多中小银行就会很兴奋，大行和中小银行间的“内卷”也会得到缓解。

　　农商行自身还是要创新。客户在变化、在成长，你也要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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