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微阅读】香港银行业简史

文/于东智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

本文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1年第8期

导语：纵观香港银行业发展史，历经多次从乱到治，均是通过相应监管升级催生的。香港金融市场能够经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除了有国家的强力支持外，香港有效的监管体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香港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商业银行是其主要支柱行业。截至2021年3月末，香港共有持牌银行162家，有限制牌照银行17家，接受存款公司12家，本地代表办事处43家，认可机构资产规模25.75万亿港元。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是为了窥见未来。梳理香港银行业的发展历史，可以更好地了解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以及香港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借鉴。

1845-1948年：

早期的无序发展时期

英资银行最早在香港设立银行。香港最初的银行都是由英资银行设立。总行位于伦敦的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1845年来港设立分行，是英资在港设立的首家银行，也是香港的第一家商业银行。后来其他英资银行相继来港，有利银行和渣打银行也是很早在港开设分行的英资银行。1851年，香港才有了自己的法定通货，东方银行在同年获得“特许”地位，可以发行钞票，有利银行、渣打银行于1862年也成为发钞银行。除了辅币是由港府发行外，主要纸钞发行由商业银行负责，该制度一直沿用至今。1865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成立，成为第一家在香港本地注册的商业银行。1866年，汇丰获准加入发钞行列，迅速取代东方银行的地位并成为香港最大的银行，后来更将东方银行成功收购。

华资银行及其他国家银行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初期，华资企业在香港逐渐兴起发展，带动了华资银行的兴起，这时成立的华资银行有广东银行（1912年）、东亚银行（1919年）、嘉华储蓄银行（1924年）等。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大量内地银行从上海迁移香港继续经营，在香港注册的华资银行有恒生银行（1933年）、永隆银行（1933年）、交通银行（1934年）、永亨银行（1937年）等。随着贸易的增长，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相继来港设立分行，较瞩目的有1902年的万国宝通银行（即花旗银行）、1921年的华侨银行、1935年的华比银行等。

抗战后银行数量快速增长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1941年，日本向英国宣战，香港失守后，银行业全面瘫痪，港币强行被日本军政府发行的军票取代。抗战结束后，经济的恢复推动了银行业快速发展，汇丰银行凭借无条件用港币兑换日本军票，成为香港银行界的“龙头”。由于当时港英政府一直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基本上对银行业务不加以监管，没有任何法例监管银行的创办，一时间银行数目激增，1948年高峰期时银行数目曾达143家。对弹丸之地的香港来说，银行数目众多，又没有管制，必然导致银行的质量良莠不齐且无序竞争，银行挤兑时有发生。

1948-1997年：

竞争与监管博弈发展的时期

从1948年开始，香港的银行业进入了竞争与监管博弈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的发展历程可用以下标志性的监管事件来划分：

1948年《银行条例》诞生。香港银行业历经开埠以来100多年的无序发展特别是战后的恶性竞争局面后，催生了1948年《银行条例》。该条例的初始目的是保障公众存户的利益，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其监管要点包括界定银行业务，确立银行业发牌制，账目审核制度，设立银行业监督和监管机构等。该条例对于银行业的盲目扩张起到了极大抑制作用。随后一大批不符合《银行条例》规定的银行被淘汰。然而该条例并未规范银行竞争行为。盲目的存款价格战，导致资金成本上升，使得部分银行不得不过分集中投向收益高、风险高的投资和借贷项目上，而房地产就是其中之一。其后地产价格大幅回落，偏重地产贷款的多家银行受到拖累。1959年，拥有100多年历史的有利银行被汇丰银行收购；1961年，廖创兴银行遭遇挤兑。

1964年实施新版《银行条例》。廖创兴银行的挤兑事件，促使香港政府着手检讨银行业的监管制度，随后的评估报告指出香港银行业发生风潮的主要原因：一是银行数目远超过饱和点，造成过度竞争；二是银行对地产和股市过度参与，影响银行经营的稳定性；三是银行董事提款过多，使董事家族生意的成败影响银行本身业务。针对这些问题，外汇银行公会在1964年7月缔结了一项“存款利率协议”，规定了银行存款利息的最高水平。同年12月，香港政府宣布实施1964年《银行条例》，新增以下监管要点：限制对个别人士、公司或董事的借贷活动；规定最低资本额为500万元及同等数目的累积储备；要求维持不少于25%的流动资产比率；限制对股票及地产的投资等。条例发布不久的1965年1月，又爆发了一连串的银行挤兑、倒闭和被收购等风潮，一些老牌华资银行如恒生、道亨、广安银行等，因寻求外资援助而将控股权拱手让人。港府同年决定冻结发放新的银行牌照。1967年，又在《银行条例》中增加了银行股本、流动资产等监管内容。

财务公司的蓬勃发展与1976年《接受存款公司条例》出台。《银行条例》虽然界定和限制了“银行业务”的经营，却没有对“接受存款”业务进行限制，同时港府因为银行风潮而冻结银行牌照，结果大量“类银行”的接受存款机构——财务公司趁势涌现。这些财务公司不受“存款利率协议”规管，可以高息吸存，这迫使银行也成立附属财务公司与之抗衡。到1974年，财务公司激增至2000家以上。为了堵塞这个管理漏洞，港府于1976年4月实施《接受存款公司条例》，将接受存款公司正式纳入监管范围。

银行三级发牌制度建立。1981年4月，港府通过修订《接受存款公司条例》，实行银行三级发牌制，任何企业如欲在香港经营银行业务或接受存款的业务，均需取得经营牌照。按照存款金额、年期和业务性质，划分为持牌银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和注册接受存款公司，统称为“认可机构”。1990年2月，港府实施新银行三级发牌制：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改为“有限制牌照银行”，注册接受存款公司改为“接受存款公司”。

1986年修订后的《银行条例》颁布。1982-1983年间，全球经济不景气，加上香港回归问题仍未明朗，触发信心危机，地产市场崩溃，致使银行坏账飚升，金融市场动荡不安。1983年9月，香港政府立法接管财政出现问题的恒隆银行。同年10月，政府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并废除港元存款利息税，藉以挽救港元弱势。在此后的两三年间，联系汇率虽对香港经济起了帮助，但金融业并无明显好转。1985年，海外信托银行便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港府接管。为此，政府对银行业条例做出全面检讨和修订，于1986年颁布了修订后的《银行条例》，增加了资本充足比率、对银行所有权、管理审计、流动性比率、贷款限制等规定。特别是汲取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多次银行风潮的教训，规定了对个别行业的贷款上限。1986年的《银行条例》标志着香港成熟的金融运行与监管机制框架建构的完成。此后香港再没有大幅修改《银行条例》。

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1993年，香港政府将外汇基金管理局与银行业监理处合并，成立香港金融管理局，主要负责维持货币及银行体系稳定。金管局成立以来，更加关注金融与市场的适应，强调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提升银行申设分行的空间，1994年9月，放宽境外银行只能开一家分行的限制，让境外银行能够把部分业务迁往租金较低廉的地区，以减低经营成本。后来又撤销了境外银行只能开一家分行的规定，让境外银行可自由在港设立分行。二是撤销《存款利率协议》，从1994年开始陆续撤销了几种类型的存款利率上限。

1997年以来：

回归后香港银行业的转型与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后，依托内地飞速发展的经济，香港银行业进入转型与快速发展时期，并成功抵御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最终成就了今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且持续保持生命力。这个时期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特点：

以离岸人民币业务为标志的跨境业务快速发展。回归后，境内银行陆续到香港开设机构，依托境内市场，大力开展跨境业务，香港银行业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香港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市场培育的起步阶段。2003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同意香港试行办理人民币业务，范围只限于方便个人消费。2007年开始，内地金融机构陆续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发债主体类别也逐渐扩展。2009年，境内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二是市场形成的多元化阶段。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以及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政策。其后内地各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全面开放人民币贸易结算，推出人民币直接投资和RQFII等。在这些措施的支持下，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在2011年有突破性的进展，各种人民币投资产品，包括投资基金、保险产品等陆续在市场推出。为提升人民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市场的发展，金管局于2012年为参与香港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参加行）提供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并允许银行向非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2013年推出了人民币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三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发展阶段。随着“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大湾区”发展规划、“双循环”等战略的推进，香港与内地的融入步伐加快，2014年11月和2016年12月，沪港通、深港通分别开通。2017年7月，债券通的北向通上线。2021年5月，《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开始征求意见，“理财通”距离正式开通为时不远。上述“中港通”的推进，进一步拓宽了香港金融产品种类，丰富了投资渠道，进而为香港的人民币平台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和资金。在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推动下，香港人民币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已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截至2021年1月末，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及存款证规模达到 8263亿元人民币，2020年全年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RTGS）的每日平均交易量高达11915亿元人民币。

金融科技和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对银行业态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香港由于地小、银行多、分行网络非常发达、支票及信箱广泛使用、个人私隐规范管理较为严格等原因，金融科技的便利性没有那么凸显，与内地金融科技尤其是移动支付领域快速发展相对比，香港的金融科技似乎给人一种相对落后的感觉。但近年在香港政府、监管机构的大力倡导和外部市场压力下，香港银行也加快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步伐，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动银行业务的线上转型，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普及。2000年以后，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香港主要的传统商业银行基本都建立起了网上银行平台。2010年左右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兴起，手机银行逐步普及，但当时银行业务场景还未形成趋势性的变革。

二是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应用，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逐步开启智慧银行时代。2016年开始，金融科技迅猛普及，这为银行经营场景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香港政府和金管局推出了一系列金融科技发展举措，推动银行升级至更高层次的智慧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促进办公室，以及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发出包括阿里、腾讯、Paypal在内的13个储值支付牌照。2017年，金管局又推出七大新措施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包括快速支付、虚拟银行、开放式银行、监管沙盒等内容。这一时期香港金融科技应用在支付、财富管理和在线融资等领域发展较快。

三是2020年新冠疫情加速了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推动银行业进入全面应用金融科技阶段。2021年，香港金管局又发布了“金融科技2025”策略，鼓励金融业于2025年前全面应用金融科技，主要包括全面推动发展银行数字化，加深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发挥数据基建潜能，扩展金融科技人才库等。

香港银行业180年历史的启示

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必须持牌经营，接受严格监管。银行作为企业，逐利是其天性，没有监管的银行容易有过度追求利润的冲动，所以银行业务必须纳入监管，持牌经营。香港银行业百年发展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比如1964年和1986年《银行条例》的立法背景，均有银行过度介入房地产、股票市场而导致的风险积聚和爆发因素。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是具有较高投机性的市场，价格波动大，银行业务与两个市场的关联，多以房地产、股票资产抵押的信贷介入，如果此类业务过于集中，将会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香港爆发的雷曼“迷你债券”风波。当时雷曼迷你债券在香港发行量最大、涉及面最广，共有16家银行参与分销。由于分销银行并没有很好地向投资者说明其中的风险，大量投资者投诉银行采用不当手法销售雷曼迷你债。直到2011年3月，在金管局、证监会的大力干预下，16家分销银行向3.5万名被界定为非专业投资者的个人投资者返还88.8亿港元。该事件也促使监管当局加强了对银行衍生品销售的规范。

纵观香港银行业发展史，历经多次从乱到治，均是通过相应监管升级催生的。香港金融市场能够经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除了有国家的强力支持外，香港有效的监管体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尤其像香港这样开放的经济体，金融运行受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影响显著，银行的无序竞争更容易产生巨大风险，银行必须持牌经营，在限定范围内开展业务，并遵守流动性、资本充足率等一系列监管要求。

银行业务只有顺应经济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做大做强。香港开埠之初，众多英资机构和企业的财务需要，催生了最初的英资银行机构。后来华资企业在香港逐渐兴起发展，带动了华资银行的兴起。随着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口，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带动了不同国家银行纷纷在香港设立机构。香港回归祖国后，正是因为内地经济强大的支撑，催生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可见银行业的发展必须依托经济的增长需求，银行只有融入经济发展大局，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和支撑。

要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持续繁荣稳定，必须要继续坚持积极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大局。对香港银行业来说，要研究香港在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中的定位，以此不断完善自身金融服务功能。其中，香港未来发展的三个趋势定位值得认真研究：一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将会日趋凸显。银行业一方面可关注人民币境外资金池规模的扩大对多元化的人民币投资交易市场需求的增长，积极推动人民币投融资、保值避险、结算等产品创新。另一方面可关注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带来的境内人民币投资空间。二是打造亚太区首要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资产管理业是香港金融业未来重点发展范畴之一，将占有越来越大比重，这为银行业带来广阔的业务空间，包括基金管理、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以及企业资本性融资等方面高附加值的资本市场业务。三是成为中国企业首要境外上市平台。近年来，随着“沪（深）港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美摩擦导致众多美国上市中资企业纷纷回港二次上市，香港证券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长足发展，这也为银行提供了丰富的资本市场关联业务，包括IPO融资、证券经纪、分红派息等。

银行业未来制胜的关键是金融科技创新。从银行层面，认清这一发展趋势，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要求。一方面，科技给消费者行为及需求带来深刻变化，将会深度影响银行获客模式和产品研发趋势。另一方面，大数据的深度治理能力，将会直接决定银行的经营效率与风控能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应用为银行拓展服务“场景”提供了无限可能。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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