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微阅读】后疫情时代银行业发展趋势、挑战及优势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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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建杭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

本文载于《中国银行(601988)业》杂志2022年第2期

导语：后疫情时代，银行业仍面临诸多考验。银行业需要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对标领先同业，构建特色化的竞争优势。结合行业共性问题，可在深挖数据要素价值、打造特色化经营、加速跨境业务发展和完善绿色金融业务体系等方面重点发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银行业在接受疫情考验的同时，响应国家号召，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当前，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仍使得全球经济金融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下，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变异毒株频出，使得社会生产生活正常化的曙光仍然不明。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银行业更需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不断强化自身能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银行业积极应对疫情挑战实现稳健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及各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的政策。银行业积极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20年，银行业减费让利达3568亿元。2021年6月，六大国有银行公告表示将在2020年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减费让利力度。当前，国内新冠疫情虽然存在局部流行的风险，但形势总体平稳，经济金融整体运行情况已好于2020年，银行业也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净利润累计达到1.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5%；不良贷款率1.75%，稳中有降；拨备覆盖率为196.99%，较上年末上升12.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80%，较上年末上升0.1个百分点。

疫情对银行的影响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比如，居民金融投资变得相对保守，各类金融服务深度依赖于线上，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导致的银行风险上升等。客观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银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有所加强。同时，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让银行应对疫情挑战更加从容。

业务安排紧随国家政策。我国银行业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在普惠金融、科创金融、乡村振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其中，中小微企业群体受益最广。2020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增速达到30.86%。2021年，我国银行业延续了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力度，截至第三季度末，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4%。在推动金融普惠性的同时，金融资源也进一步向国家“专精特新”领域倾斜，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策略布局紧密围绕数字化。数字化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银行业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疫情发生后，我国银行业加大了科技投入的力度。如2020年，建设银行科技投入达到220亿元，工商银行达到240亿元。2021年以来，各行的数字化趋势更为明显，业务层的落地路径也更加清晰。一方面，零售端大型银行开始探索并聚焦手机应用的生态化重构；另一方面，线下渠道被互联网企业重视起来，数字化趋势逐步收敛到银行传统优势上。

系统性风险底线被守住。虽有恒大等个别暴雷事件发生，但银行业风险整体可控。这主要得益于监管的一些前瞻性布局，比如，银行不良资产认定标准加严，处置力度加大，相当于降低了不稳定因素。2020年，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达到3万亿元，2021年预计也会保持相当水平。同时，在包商银行、恒丰银行等个别银行风险成功化解的基础上，监管对于银行内部治理规范性要求明显提升。此外，《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提出，未经批准区域性银行不得跨区域展业，这一举措也是为了降低风险的传染。

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国际银行相比，在类似的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在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策略。而欧美银行则在交易类业务取得了较大发展，“脱实向虚”的策略特征较为明显。以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为例：花旗银行在疫情期对消费银行板块采取了精简战略：零售分支机构数、零售客户账户数、银行卡开户数在2020年分别减少了43个、200万户、700万户，2021年又分别减少148个、120万户、330万户。汇丰银行对全球银行信贷采取全面收缩策略；一方面，其商业银行板块的存款增量和增速较高，但贷款处于零增长态势，表明了汇丰银行在商业银行信贷上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全球银行板块贷款更是连续两年负增长。实际上，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增长的资金都没有用来大力发展贷款业务，花旗银行是重点投资于同业及金融投资业务，汇丰则将资金主要存放在央行。比较而言，我国银行业行动更契合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和金融回归支持实体的本。

后疫情时代银行业面临多重考验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退去，多重因素影响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仍在深化。同时，全球各国疫情前期采取的应急性政策效用逐步递减，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房地产市场过热等政策后遗症开始不同程度显现。我国实体经济的现实问题也不再是流动性问题或者信用问题，而是可持续经营的问题。国内国际宏观政策以及经济周期的差异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要畅通内外双循环，助力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银行业仍面临诸多考验。

银行功能局限性不断显现。经济低谷阶段，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需要多层次、多主体贡献。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需要发挥协同效应。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核心，社会对银行的期望和要求较高，但银行自身存在功能和能力边界。比如，银行主要擅长的是信贷业务，实施的也不是主办银行制度。小微企业、科创企业需要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比较信贷资金而言，股权融资有时更能匹配其需求。同时，银行对于资金流向问题也很难把控，比如，最近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政策稍有松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零首付等现象，银行往往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从宏观上看，这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但是，从微观服务实体的方式上，仍有很大金融创新的空间，这方面，国际上有些方式可以提供参考。比如，疫情以来，美国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融资非常火爆，其模式与IPO方向相反，先进行资金上市再去寻找企业和项目，资金方更加主动。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连接较弱。相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周期中的绝对亮点。银行错过了消费互联网的风口，因而非常期望在产业互联网阶段重构市场竞争力。2020年以来，银行搭建了许多生态场景，但与产业端的连接仍然不够紧密，缺乏入口和抓手。整体来看，产业互联互通可从三个维度切入：流通交易、日常生产、内部管理。当前互联网公司主要通过基础数字服务如云原生等融入企业经常性活动，而大型生产企业如三一重工(600031)等则通过设备物联贯穿产业链。客观上，银行主要提供的是金融服务，比较难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真正直接关联。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与银行形成数字化连接的意愿也并不强烈。随着数字经济在国内的深入发展，两方有可能达成一定的博弈均衡，即银行将数字连通作为金融支持的前置条件，企业也将数据作为议价筹码。值得注意的是，两方实现畅通合作，还涉及数据定价和管理，以及银行为企业提供非金融服务的能力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方面，未来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或成重要选项。

内部组织效率亟待提升。传统银行效率长期受到诟病。过去几年，银行在业务数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效率提升显著，但在管理数字化方面仍较为滞后，疫情冲击带来的改善幅度也并不大。究其原因，与互联网企业按照市场化、扁平化、敏捷化的原则搭建起自身组织架构相比较，银行则仍然是传统的科层制。管理、考核层层加码，基层机构任务繁重，部门银行的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内部数据流通、模型共享等数字化活动，对于客户的一些现实需求也因此难以及时满足。面对现实问题，条线化、产品制以及内部人力市场开放可能是改革方向。同时，数字经济中出现的新要求、新范式也要求银行业在服务能力上有较大提升和改变。比如，数字化经营中应如何量化客户、产品、渠道等投入，以及具体活动、服务的产出等。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了如“零工经济”等基于数字经济的新工作范式，如何服务这类组织结构分散化、项目化的新的企业活动开展形式，也将是银行服务能力提升的新课题。综上来看，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数字技术对效率的要求，银行的组织结构调整需要加快进程。

严监管态势下的银行适应性问题。后疫情时期，金融监管延续了之前严监管的态势，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对银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明显加强。2021上半年，银行业共收到1635张罚单，其中，针对银行从业人员个人的罚单数占一半以上。另一方面，资本充足方面的管理要求进一步提升。2021年10月，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公布。根据机构测算，2025年前四大行每年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补充合计需要5500亿元人民币。此外，面临银行新业态，监管机构也在加强对技术、算法、数据的监管。在互联网巨头被处罚后，市场认为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应用方面的监管基本执行了功能监管的原则。互联网企业与银行的数字化竞争将进入同一赛道。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落地后，银行未来有可能面临业务和技术双重监管约束，竞争弱势地位短期不会改变。当然，疫情期间市场复杂多变，银行面临监管的窗口指导事项也在增多，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宏观审慎和跨周期调整政策对银行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临较大国际竞争压力。最近几年，受国际关系博弈以及海外疫情肆虐影响，我国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受阻。当前，我国银行国际化目前主要是机构布局，业务、利润的国际化水平较低。根据浙江大学《2021全球银行国际化报告》，美欧日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仍然占据主导，国内银行国际化水平在20名之外。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步调的加快，国际机构布局中国的意愿非常强烈，尤其是摩根大通、高盛集团、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国际大行，明确表示要大幅增加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我国银行业可能面临对外、对内双重竞争压力。需要关注的是，国际银行在某些领域仍处于领先地位。比如，在资产管理方面，贝莱德建信理财的首款产品就推出了风险级别为R4以上的A股量化产品，远高于国内理财子公司的风险偏好，展现出强大的投资能力。可以预见，我国银行未来将在这些业务领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把握机遇构建特色化发展优势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银行业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当然，银行发展既依赖外部环境，也取决于自身能力。面向未来，国内银行业需要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对标领先同业，构建特色化的竞争优势。结合行业共性问题，笔者认为银行业可以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深挖数据要素价值。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也是价值增长的动力源(600405)泉。它有可能推动银行走出价格战、感情营销的困境。因此，传统银行既要做大数据基础，还要对存量数据进行持续清理，逐步让数据资源变为数据资产，进而形成从数据端引领业务创新与拓展的能力。同时，数据需要在流通中形成价值。内部数据的共享要成为最高原则，并构建高度集中的企业级数据管理架构，从而推倒数据烟囱。当然，数据使用可以进行合理的权限管理，但要充分考虑岗位需求的前瞻性及动态性。

打造特色化经营。招商银行(600036)近年来以鲜明业务特色形成的强劲发展态势，给市场同业树立了特色化经营的标杆，其以零售业务起家，经过多年深耕，形成的能力和经验开始覆盖到其他业务领域，如从存款、贷款管理演变为“AUM（管理型资产）+FPA（客户融资总量）”管理。由此可见，对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而言，全面布局可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反而聚焦业务特色，路径会更清晰，也更容易达成目标。特别是有了局部的案例样本，在涉及到重大管理制度等全局性、深层次改革决策时，也能有据可依。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践经验来看，特色化经营需要各行对自身特点、市场趋势有较高的感知能力，并保持较强的战略定力。

加速跨境业务发展。不开展跨境经营，国家金融竞争力、影响力很难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也缺乏支撑。虽然当前的外部环境较为复杂，但银行也存在一定的机会。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区域化、俱乐部化的趋势较为明显，我国可以通过各类区域性组织中的经济联动，强化金融流动，撬动更大更丰富的跨境金融需求。同时，跨境电商热潮涌起，也为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了发展空间。当然，银行境外机构还可以把握国际机构投资国内市场的机遇，发挥桥梁作用，重点做好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配套服务。

完善绿色金融业务体系。绿色金融事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可能重塑银行的资产结构和市场估值逻辑。同时，环境问题本身是公共问题，绿色金融底层涉及到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协同。当前，绿色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应该注意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关键在于定价和监测，而不仅仅是向绿色产业发放信贷。此外，绿色发展下的要求可能增加企业生产的隐性成本，由于传统金融服务在绿色定价方面需要考虑的信息因素更多、更复杂，定价的基础又是绿色标准的管理、执行、监督以及评估等银行以往鲜少介入的领域。因此，银行需要加大绿色金融产业纵深力度。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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