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集团、包商银行的处置工作进展如何?今年以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了哪些新措施,取得了哪些进展?缓解小微民企融资难是否存在大行“掐尖”现象?低利率贷款是否可持续?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是否会影响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
在国新办7月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梁涛,首席风险官、新闻发言人肖远企,首席检查官杨丽平就上述热点问题作出了回应。
周亮在会上表示,当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得到持续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业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下一步,将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强监管升温
作为近两年金融业大事件,安邦集团、包商银行被接管,备受市场关注。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周亮、梁涛分别对包商银行、安邦集团的风险处置情况做出了回应。
梁涛表示,通过保稳定、瘦身、纠偏、推动重组等监管措施,安邦集团的风险处置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原来安邦主要是发行了一些中短期理财型产品,现在通过采取措施,持续降低中短期理财型产品的规模和占比。到今年年底,预计占比不会超过15%,推动公司全面回归保险主业。”
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金融机构出现了盲目扩张和公司治理乱象。例如,公司治理薄弱、违规资金运用、产品创新不当、销售误导、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等。
“部分经营机构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比如股权代持的问题;关联交易管理粗放,存在利益输送问题;发展战略盲目追求粗放扩张,内部管控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等。”梁涛称。
自去年3月底银保监会成立以来,重视公司治理工作,强监管的态度也在明显升温。据了解“三定方案”出台以后,银保监会专门设立了公司治理监管部,统筹银行和保险业的公司治理监管工作。通过补齐制度短板、加强检查评估、强化问责,持续推动银行保险业提升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在监管实践中分类施策,对不同的机构实施差异化监管。
持续的整治取得了明显效果,制度短板得到有效弥补。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修订出台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多项。部分制度滞后、缺位、交叉重叠和相互冲突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公司治理、资金运用、产品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能力自身建设等重点领域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包商银行方面,周亮回应表示,包商银行的各项业务已经完全恢复正常,而市场上个别中小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困难,在采取了措施后,风险已经得到化解,现在市场是非常平稳的。
“中小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加强和支持的重点就是要发展这一类中小金融机构。”周亮称。
梁涛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以提升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为核心,持续加强公司治理监管。
一是,进一步弥补公司治理监管制度的短板,完善银行保险业公司治理的监管制度体系,在公司治理的机制、股权管理、交易管理方面补齐制度短板;二是,开展银行保险业机构公司治理的评价,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三是,推动公司治理监管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提升公司治理监管信息化水平和科技化水平。
“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使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下沉服务,更多的聚焦当地、聚焦社区,服务好小微、‘三农’,明晰市场定位,强化内部管控、公司治理,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效。”周亮表示。
更多开放措施在路上
而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中国金融业正在加快开放进程。
去年4月,银保监会推出了15项开放措施,今年5月,金融业改革开放又迈出新步伐,推出12项扩大开放措施。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将原来规定的2021年取消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提前到2020年。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不断开放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加速开放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可以更快地填补保障缺口,对于寿险来说,市场进一步开放可以呈现出更多机会。随着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投资回报增加,将有力地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境外金融机构到中国来投资,对于寿险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表示。
对于金融对外开放促进金融改革发展,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对第一财经表示:“外资保险公司不仅提供产品与服务,促进了市场竞争,而且也带来了关于保险经营的基本常识以及国外保险经营的惯例,有助于中国保险业形成改革共识,从而促进我国保险市场的改革。”
而由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引发了关于“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境外金融机构入华的立场和审批节奏”的担忧。
在新闻发布会上,肖远企对此表示,这一问题也是银保监会非常关注的内容,并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长期认为,一个开放的、活跃度高的金融市场是有利于防控风险,有利于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结构,也有利于提高整个金融市场效率。”他强调,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整体上不受外部因素左右,主要还是根据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根据防控风险和对外开放整体的需要。
“今后,我们还将根据需要,陆续推出更多的开放措施。”肖远企表示,在对外开放方面,尤其欢迎那些有专业专长,在细分市场有特殊产品和管理经验的外资机构进来。比如,在不良资产处置、财富管理、商业保理和健康养老保险领域,欢迎境外金融机构来中国开展业务。“也欢迎境外金融机构等参与银行保险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特别是中小机构的改革重组,包括可以采取一些法治化、市场化的收购、兼并、合并方式等。”
大行是否存在“掐尖”现象
金融支持民营、小微企业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为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一系列政策接连落地。
根据上述发布会释放的信息来看,深化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包括信贷增量扩面、融资成本降低、完善“敢贷愿贷”机制、提升“能贷会贷”能力等。
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0.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55%,比各项贷款增速高了3.61个百分点;从户数情况来看,有贷款余额户数是1928万户,较年初增加205万户。
尽管银行积极响应增加投放、下调利率,但大型、中小民企以及小微企业的融资遭遇,却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大型银行在做小微金融时发力较猛,但对中小银行的客户产生了一种“掐尖”效应。
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对第一财经表示,“掐尖”效应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大型银行风控相对严格,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型银行的吸存成本更低,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服务更为优质的小微企业,“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种现象并不一定满足真正需要资金的弱势小微群体的资金需求。”
杨丽平在发布会上表示,“不可否认,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在小微企业客户上肯定会有一些重叠。但通过大行发挥鲶鱼效应,能够带动市场的活跃程度,也可以促进小微企业客户群体下沉,把小微企业市场服务的蛋糕做大。”
她表示,小微金融市场目前空间较大;同时,大型银行在做的小微贷款客户主要还是本行自己的客户;中小地方性法人银行在整个小微企业贷款当中还是主力军。“这些地方法人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总量,占到整个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总量的55%。”
在客户群体、业务方面差异化定位,立足于自身的亲缘、地缘优势,或成为中小企业开展中小微贷款的切入点。例如,网商银行80%以上的客户都是处于初创成长期的小微经营者,而这些客群正是大型银行难以触及的长尾客户群体。
杨丽平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指导大中小银行发挥好各自的特长和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差异化服务格局。
而另一备受关注的问题,则是“利率明显降低后,大型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是否可持续”。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79%,较去年全年平均水平又下降了0.65个百分点。
陈文对记者表示,普惠金融一是要服务弱势群体,二是要确保商业可持续性。获取较低基准贷款利率的群体一定不是主流的弱势小微企业。
“当下,需要银行真正优化小微业务的考核标准,推动小微业务的市场化定价水平,不断优化风控、降低小微业务运营成本,持续降低小微企业融资利率。”陈文认为,对于监管而言,需要推动服务小微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并不是要靠单一的银行体系来服务小微。各地政府主导搭建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杨丽平则认为,大型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定位就是保本微利。此外,国家对小微企业贷款给予的优惠政策,比如央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我们都要求反映在小微企业贷款定价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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