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邦华一马立新看银行业：差异化是共同战略，与企业需共融共存

　　银行与企业需共融共存，这不仅是银行的社会责任，更是一种正常的商业逻辑。

　　近年来，金融开放明显提速。外资银行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过程，成为中国经济金融，特别是银行业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举措稳步推进，其总体原则是实施内外资一致原则，包括此前的取消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放宽外资银行设立机构条件等。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金融开放提速，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 外资银行迎来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立新认为，当下金融扩大开放具体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在广度上，既有机构层面的扩大开放，也有业务上的深化开放。除银行外，证券、保险也进一步开放；在深度上，是放开外资的股比限制，并在金融市场开放有新的突破。

　　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却并未打乱金融业开放的节奏。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亦强调，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将加快推进，吸引更多外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马立新谈及自己对银行业的大局观，他认为，银行业虽然在金融业的范畴内，但却是离实体经济最近的行业，肩负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担。“银行与企业需共融共存，这不仅是银行的社会责任，更是一种正常的商业逻辑。”

　　差异化是银行业共同战略

　　2018年以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和银保监会等推出了一系列扩大金融开放措施，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了近100家各类机构。一系列金融扩大开放政策也明确了外资银行“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原则，进一步降低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的准入门槛和业务限制。

　　马立新表示，台资银行是所有外资银行中机构数量最多的，因此金融开放政策对台资银行的普惠度很大。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14家台资银行在大陆地区设立5家法人银行（下设24家分行、22家支行）、8家设立母行直属分行及代表处（下设24家分行、8家支行和2家代表处）、1家单独设立代表处。富邦华一作为14家台资银行之一，是截至目前大陆第一家全牌照运营的台资银行，同时也是大陆规模最大、服务网点最多的台资银行。

　　富邦华一的前身华一银行是首家由海峡两岸共同出资组建的商业银行，1997年6月，在上海浦东新区正式开业。2016年10月，富邦华一正式成为富邦金控旗下全资子公司。

　　2001年~2006年中国大陆加速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开放了人民币业务的限制，于2003年提升了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大量外资也在此期间纷纷参股本土银行。

　　但是，由于台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正式进入大陆的时间与其他外资银行相比较迟，并没有享受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第一个金融开放提速期的福利。“因此，台资银行要紧紧抓住第二波金融开放的提速期，加快业务发展和服务能力提升。”马立新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外资银行，台资银行的母公司多为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开放对台资银行而言，更意味着同一母公司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条主线都拥有了分享开放提速的机会。

　　马立新直言，对富邦华一而言，金融开放进一步增强了集团对于大陆发展战略的信心，同时也使集团对大陆市场有更多的期待和更多的投入。

　　谈及外资银行在华发展道路，多家外资行都曾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找准自身定位，走出差异化个性化发展之路。马立新也表示，银行的差异化是共同的战略，“一直以来大家都在做差异化，这其中有延续也有突破。”而富邦华一作为台资银行的差异化，体现在以广大台商为中心，为台资企业提供支持，同时致力于为本地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上。

　　“有台商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服务，我们要做台商的首选银行，同时助力中国大陆实体经济发展。” 立足于 “服务台商，服务大陆实体经济”两个本源，马立新提出三大服务主线。

　　首先，是围绕着台商的上下游产业链做好文章。“围绕台商在大陆的主要优势产业，如电子信息、食品等产业，利用富邦华一网点优势和牌照优势为台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由于许多台商从1990年开始进入大陆，不少已经完成从南到北、横向纵深的产业布局，因此富邦华一的第二条主线是围绕台商产业布局，巩固和扩大本土化基础，同时，为企业规划东盟的发展战略服务。

　　“针对台商入驻大陆较早、业务版图较成熟的特点，我们需要把服务做得更深，也更精细化.”马立新认为，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首先，要进一步扩大台商客户群体和台商服务的覆盖面。不论是集团化的“有根”台商，还是本地化的“无根台商”，都是富邦华一重点关注的台商客户群。

　　此外，还要解决台商的痛点，进一步增加台商服务的黏性。“对台商和台胞而言，在大陆开户、申请信用卡依旧是痛点。”马立新表示，由于主要的信用记录不在大陆，开户及授信和融资都会有一定影响。

　　实际上，对于外资行而言，在华的对公业务积累了大量的企业客户，因此往往会专注于对公和投行业务。相较而言，提升本土的零售业务往往会耗费较多成本，且零售业务在中资银行中已然竞争激烈，考虑到综合成本投入和产出比，突围零售并非外资行首选。

　　然而就在去年5月，富邦华一银行获得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批准筹建信用卡业务，成为大陆第一家获批信用卡业务的台资银行。马立新提出的第三条主线，正是结合富邦华一在公司金融和零售金融的优势，给予台商台胞综合性金融服务。开通信用卡业务，为银行在零售金融的行业优势再添新“兵”。

　　马立新进一步表示，服务台商的同时，扎根本地化，为实体经济提供动能是外资银行必行之举。“在借助文化相通、语言相同的天然禀赋的同时，集团还聘用了来自于本地监管部门和中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加上本地经验丰富的台籍高管人员，构成了本地化的一个管理团队。”

　　以马立新为例，在加入富邦华一前他长期从事银行业监管，具有三十一年丰富的监管经验。他表示，对个人而言，加入富邦华一，实现了从政府部门到商业机构、从监管者到被监管者、从地方管理部门到服务亚洲一流金融机构的三个转变，是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变。

　　他坦言，富邦华一的目标是将自己打造成最接地气的外资银行。“可以看到，对于台资银行而言还有许多空白的领域，在红海之中仍有蓝海。为做到台商的首选银行和最接地气的外资银行，我们仍需要更加努力和用心。”

　　共存共融、唇齿相依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之下，政府推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国务院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求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为市场主体减负，明确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受此影响，国有大行披露的上半年业绩均不理想，工农中建交几大银行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皆超过10%。同理，商业银行也业绩惨淡，上半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同比下降9.4%。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243亿元；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一季度末数据相比均有所上升。对此，市场不免有些担忧。

　　马立新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银行业与实体经济是共存共融、休戚相关的关系，通过合理让利对困难企业进行纾困，助力其渡过难关，从长远来说也是帮助银行自己。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互相促进的双循环模式下，每一个行业都需要参与到双循环之中。马立新分析称，银行是为经济提供血液，同时连接供应端和需求端的主体，它的产业辐射面和产业影响面比其他的行业要强得多，这决定了银行业在支持新发展格局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正因为银行和实体经济高度相关，马立新认为在经济较好时，银行业日子“好过”；经济放缓时，银行业也会遇到困难。“遇到经济困难时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是很正常的事，我不认为它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一种帮人就是帮己的商业逻辑。”

　　“疫情对于经济和金融业而言有负面影响，但长远看影响也有正面的。”短期来看，对于经济增速的负面冲击必然产生，但长期来看，刨除现阶段应急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

　　至于正面影响，疫情之下，银行业务的互联网化和数字化转型变得水到渠成，大部分银行都主动求变，通过业务模式优化对冲疫情风险。2020年上半年，全国已有1332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智能化、5G成为银行网点的转型主线。

　　当企业遇到困难需要支持时，银行的前、中、后台是否能够快速做出判断，完成服务的供给。“银行迫切需要形成完整体系的智能化设计，才能在危机时形成快速的链条式的反应。”马立新指出，这是对银行业反应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银行业意识到，智能化不再能止步于某一个层面，更需要从营销智能化、中台风控智能化和后台支持智能化来提升全面服务能力。

　　除此之外，马立新认为，对于经济和银行业而言，这还是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对银行有正向的资产负债结构优化的导向作用。“历史上每一次危机为银行业提供了丰富数据和管理模型，可以更加清醒认识到哪些行业和部门是脆弱的，帮助提高违约反应敏感度，提升风控能力，改善纠错能力。”

　　因此，危机之下，银行不仅需要为实体经济让利，还要更加审慎地去应对未来的风险，充分计提风险拨备，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做实利润，并严控增量风险。“不论是外资银行还是本地银行，与企业都应该是共存共融、唇齿相依的关系，这是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马立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