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作者｜杜庆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章｜《中国金融》2023年第1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扩大内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要“加强需求侧管理”。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推动大国经济安全发展，必须要着力解决供求失衡问题。解决供给问题可以提高发展的安全性，解决需求问题可以确保发展的稳定性。我们既要从供给端发力，也要从需求端着手；既要有效扩大投资需求，也要重视扩大消费需求。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而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有效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

需求侧管理是主动求变的战略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可见，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建强国内消费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收入增速，消费呈现疲软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0.8%。近三年居民消费平均增速也显著低于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居民存款同比多增4.72万亿元。这些数字反映出收入、消费与储蓄的不协调问题，既有受疫情影响、经济活动尚未恢复的原因，也是居民不愿消费、采取预防性储蓄的结果。实施需求侧管理能够从政策上刺激需求，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社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其中最主要的是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近年来，中国消费者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不断提高。《202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2021年奢侈品消费达4710亿元，同比增长36%。消费需求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消费需求的升级会通过市场机制和市场载体传递给产业链上的企业，一些企业能够快速捕捉市场变化、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和企业转型成功，另外一些企业可能难以适应市场变化、不能及时优化产品而被淘汰，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质量得到提升。实施需求侧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为提高供给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抉择。需求侧管理不是简单的扩大需求，而是要在激活潜在需求、释放新需求的同时，注重需求质量的提高，通过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核心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一方面，引导社会消费聚焦高科技产品、新型服务业，以此带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攻关力度，带动前沿技术、颠覆式技术的发展应用，带动高端制造、新型服务业等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坚持绿色消费，通过消费引导渠道转型发展，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快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通过制度性安排，引导消费向低碳化、绿色化发展。

适应新消费趋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变化呈现新趋势。一方面，商品消费呈现高端化。居民对消费产品的质量要求日益提升，各类智能化、品牌化消费产品日益受到市场欢迎。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占主导日益转向服务消费占主导，2021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4.2%，信息通信、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服务消费成为消费新热点。另一方面，消费方式趋向网络化。随着移动支付普及率快速提升，网络零售全方位融入居民生活。2022年前10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7.2%。此外，新一代青年消费群体成长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更看重消费体验和消费质量，成为催生新型消费的主力军。实施需求侧管理适应了消费变革和结构升级的新趋势，有利于培育新型消费和发展服务消费。

应对新变化挑战的战略抉择。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发挥制度优势，千方百计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2022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0%，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随着疫情影响呈现持续化发展，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呈现碎片化趋势，外部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必须要在继续融入全球贸易和经济分工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消费能力，以强大的内需市场带动形成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以自身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实施需求侧管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所处环境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沉着应变、因时而变、主动求变的战略选择。

把握好需求侧管理中的几个辩证关系

把握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解决结构问题，需求侧管理侧重解决总量问题。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的主要矛盾不同，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也有所侧重。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主要表现为总量问题，要侧重加强需求管理，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主要表现为结构问题，要侧重加强供给管理，通过供给创造需求，切实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严峻，既要坚持解决结构问题不动摇，又要维持经济增速在合理水平，这就需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效结合起来。

把握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我们对总需求的管理先后经历了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等时期。在扩大内需、稳定总需求时期，主要采用货币、财政等短期调控工具，以达到扩大需求的调控目的。现在强调需求侧管理，主要聚焦解决制约总需求增长的长期性、系统性问题，侧重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社会就业，致力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面对新冠病毒感染对经济造成的深远影响，单靠减税降费、调整利率等短期政策难以确保经济长期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必须及时启动涉及制度变迁的需求侧管理，有效解决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长短错配问题，进而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握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内需指的是国内投资和消费，外需指的是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经济发展要靠内需和外需共同拉动。从深层次角度看，内需与外需不是对立的，两者互为依赖、互相拉动。一方面，满足内需离不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当一个国家内需扩大时，其进口需求往往也会增加，因为国内资源和商品的供给，在结构或成本上很难满足国内需求，这一点在大国经济体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因此，从满足国内需求来看，内需实际包含着外需。另一方面，出口实质上也是在创造内需，因为出口会增加国内投资主体或贸易主体的收入，而增加的收入最后也会转化为国内投资或消费。因此，需求侧管理不是简单的扩大内需，而是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平衡好外需，实现内需、外需的均衡发展。

把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投资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力量。过去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率较高，消费率偏低。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改变这种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在需求侧调控方面，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主要着眼于调节投资需求，通过引导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投资调控体系，但针对扩大消费需求的调控手段相对有限。随着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收窄。2021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出51.7个百分点，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已无可辩驳地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加强需求侧管理，既要确保有效投资维持在一定增速，更要积极扩大消费。

需求侧管理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需求侧管理的目的是扩大消费，主要途径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根本举措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方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着力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就业歧视；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建立起符合教育、医疗等各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力；加大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机制和政策。此外，要加快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通过数据等新型要素使用权、收益权扩展收入增加渠道。另一方面，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是中高端服务消费、商品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消费、扩大内需有强大支撑作用。要瞄准中等收入群体边缘人群，通过就业、社保、培训等多种渠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群”。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确保人民群众生活无忧、放心消费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一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统筹城乡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快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积极落实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制度，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二是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深入挖掘各类市场主体的用工需求，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力度，拓宽农民工、贫困地区劳动力就近就业渠道；积极发展灵活用工模式，鼓励平台经济体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新型就业形态。此外，要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充分考虑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将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政策保障和就业援助范围。三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问题。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实施需求侧管理，既要深挖消费潜力，更要努力创造新的消费机会，关键是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一方面，积极创造新的数字化消费。在5G、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消费互联网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链接信息变成了链接行为、活动。要加快培育网上零售、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扩大线上消费能力；大力发展智能健身、智能骑行等新消费体验，不断创造新的消费机会；要顺应数字化消费发展趋势，加快出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领域相关规章制度，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积极构建良好的数字消费环境。另一方面，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培育、扩大城市消费群体。有关测算显示，农民工市民化后，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畅通现代流通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重在采取有效措施，在打通流通堵点、畅通国内循环方面形成有效制度安排。当前，我国流通体系存在流通成本过高、流通效率不高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需体系的畅通。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另一方面，要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建设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流通体系中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的企业提供公平获取资源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加大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技术性审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限制竞争的条件，更好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预算内投资具有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等特点，对其他投资具有引导和撬动作用。在投资方面，政府支出是撬动社会投资的重要支点。加强需求侧管理，手段之一就是要注重投资主体和投资结构的变化，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有效投资。一是大力发展“新基建”。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有利于稳增长、稳投资，也有利于消费升级，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动5G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设备更新。二是加快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完善工程，加强居住社区建设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通过有效投资补足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三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乡村公路、电网、水利、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乡村产业兴旺、农民富裕，进而带动乡村消费潜力的释放。■

（责任编辑　许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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