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
中国人有爱存钱的习惯,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统计表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2023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储蓄率指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储蓄额所占的百分比)长期保持在36%至45%之间。同期,发达国家中,加拿大居民储蓄率为20%左右,英国为16.7%左右,美国为17.8%左右,法国为14.2%左右,德国为29.6%左右,意大利为20.7%左右,日本为28.8%左右,韩国为34%左右,希腊为8.1%左右;发展中国家中,巴西为17.4%左右,印度为30.2%左右;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平均储蓄率在25%—27%的水平。
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负面评价比较多,认为它导致中国消费动力不足,诱发大量产能闲置,从而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几年,经过更周密的研讨与观察,大家认识到高储蓄率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它缓解了人们的焦虑,起了社会安全垫与稳定器的作用,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另一方面,它是促进中国资本积累的前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
但是,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确偏高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储蓄率适度下降,对提振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改善全民的整体福祉,会更有利,尤其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从而国内消费作用更加凸显的当下。
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足,导致居民具有高储蓄倾向;其二,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诱导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其三,国人高度重视子女教育,通过储蓄来保证为子女的成长预备尽量充足的教育经费;其四,理想的投资理财渠道有限,低风险、低收益的银行存款成为国人相对好的选择。要适度降低过高的中国居民储蓄率,就必须围绕这四点做文章。
综合看,提升普通劳动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投资理财渠道这三点,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而减少国人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后顾之忧,如果政策措施果断有力,短期之内有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将免费的义务教育时间延长,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具体而言,就是将免费的义务教育年限从目前的小学+中学阶段,向两端延伸,即向前延伸到幼儿园阶段,向后延伸到高中阶段,从而使得免费义务教育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四个时段。假如这一设想能够付诸实施,国人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储蓄压力就会大大降低,相应地,用于消费方面的开支就有望加大。
根据全国公共预算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4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4%以上。其中义务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50%以上。如果将免费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覆盖幼儿园和高中两个阶段,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肯定会有所增加,但并非不可以承受。而且,这笔钱使用在刀刃上,值得!
实际上,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这一问题上,国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讨论,一些地方已经在着手布局。2020年深圳两会期间,有8位深圳市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关于先行先试探索实现免费教育向两头延伸的建议》,呼吁深圳延长免费教育的年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率先示范。对此, 深圳市教育局在充分研讨后做出了回应。2021年4月,深圳市教育局在给人大代表的答复中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要求深圳高标准办好学前教育,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代表们提出的“免费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两头延伸”意见,正是深圳在研究建设先行示范区教育高地政策中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深圳市教育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谋划本市适时实施免费教育向两头延伸的时间表、路线图,力争到2025年逐步分类推进十二年免费教育,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向更长年限延伸,加快构建深圳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教育。在深圳的这个案例中,免费教育与义务教育虽然不能划等号,但是两者有相通之处,一旦时机成熟,将“十二年免费教育”改成“十二年义务教育”并无大的障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长期看,政府对义务教育增加的投入“稳赚不赔”:一方面,义务教育培养的人才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国民会因为教育开支的减少而将更多的余钱用于消费,从而有利于刺激生产,这又将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与工作机会,最终又为国民增加收入和政府增加税收开源。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社会日益老龄化、不婚不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从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出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举措,对中国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然,除了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外,提升普通劳动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投资理财渠道这三点,也应当稳步实施、推进。相信通过四者并举,假以时日,将有效解决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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