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管业开放迈过“三阶段”，上海资管中心初养成

　　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于资金，而资产管理业务具有天生的资金聚集性。

　　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于资金，而资产管理业务具有天生的资金聚集性，这使得投行、律所、审计、评级等其他金融服务机构都环绕左右。当前，上海正不断向打造资管中心迈进，这也是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部分。

　　近两年来，如贝莱德、路博迈、富达、施罗德、瑞银等几十家顶级资管机构落户上海，同时，外资对中国股、债资产的需求也在扩大。“中国在资管行业的开放非常具有节奏感，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最早允许外资入股境内资管公司，到后面允许外资通过QFII/RQFII额度参与投资中国境内市场，再到批准外资私募以外商独资企业的模式成立境内全资控股公司并在境内募资。目前，外资已可申请公募牌照。通过这一系列开放举措既让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市场，也引入了先进的治理、风控、投资理念。”路博迈中国区CEO刘颂日前对第一财经表示。

　　当前，上海已逐步建成中国的资管中心。下一步，若要进一步成为全球或区域性的资管中心，使得除了中国境内的亚太等地区资金聚集上海，刘颂认为，上海需要打造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在一定的监管框架下允许资金自由流动，在这一方面临港新片区将大有可为。

　　全球资管巨头聚集上海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600663,股吧)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90%以上；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10家中，有9家落户陆家嘴；全国26家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的外资资管机构，23家设在陆家嘴。

　　今年4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就在当日，贝莱德与路博迈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为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两家外资资管机构。

　　回顾中国资管行业的开放，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阶段之间都相互协调、层层递进。”刘颂称。

　　在第一阶段，2003年中国监管部门正式出台相关政策，放宽了标准，外资资管巨头如景顺、交银施罗德、贝莱德、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都纷纷进入中国，以非控股股东的财务投资人模式入股中国基金公司，于是便有了景顺长城、交银施罗德、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上投摩根等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到了第二个阶段，QFII制度出台，外资能够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2005年8月，QFII额度提升至100亿美元，直至今日，QFII额度完全取消，且债券通、沪港通也成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额外新通道。

　　“在这个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出现了不少投资机遇，QFII额度也使外资资管可从境外募资，帮助海外资金对感兴趣的中国资产进行布局。”刘颂称，直到2016年，WFOE PFM开闸，外资可以100%控股的模式开展资管业务，并能直接在中国境内募资、投资中国境内市场。

　　不过，此前外资的募资群体仅限于中国的高净值个人。直到2020年4月的第三阶段——外资可递交公募基金申请，待遇几乎已和内资无异。

　　全程参与了上述三阶段的刘颂表示，路博迈正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公司治理、内控合规、信息安全、投资策略等各方面都加速布局。“公募基金的框架相对繁复，外资在中国的内部IT系统需要全新且独立，数据不能同海外母公司共享等，这套体系在设立的过程中需要与母公司和中国监管机构进行诸多沟通。”

　　就中长期而言，外资瞄准的是中国庞大且尚未被开拓的养老市场。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潜在资金规模巨大，这也是外资在海外得以做大规模的主要来源，未来若中国公募基金得以全面开拓养老市场，这就意味着资管行业将迎来新时代，而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同时，是外资对中国资产的需求与日俱增，自2018年开始，中国A股、人民币债券被纳入多个国际主要指数，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在岸资产总额达到6.4万亿元（合9000亿美元），其中包括1.9万亿元股票、2.3万亿元债券。

　　临港助力上海打造区域资管中心

　　目前，上海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境内的资管中心。如何进一步发挥对全球资金的吸附效应，成为能与新加坡或中国香港比肩的区域性、国际资管中心，关键就是资金可自由流动、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

　　外界认为，临港新片区大有可为。今年2月14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发布并提出30条具体措施，进一步支持金融开放举措率先在上海落地，其中临港新片区的金融先行先试内容引发关注。

　　在刘颂看来，临港新片区可以作为上海的离岸金融中心，所有的国际资管中心都有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

　　刘颂解释称，“假如上海是亚太地区的资管中心，那么一家全球性资管公司，不只要投资A股，而是要将整个亚洲股票投资团队和其发行的产品都注册在上海，这一产品可能需要从韩国募资，并投向越南市场，这就需要所在注册地的资金能够自由流动，而非仅通过目前的QFII/QDII这类安排。因此，如果临港能在一定的监管框架内允许资金自由流动，则上海将有望真正成为区域性资管中心，对区内资金产生聚集效应，有机会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匹敌。”

　　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此前提及，未来上海有可能成为“伦敦+纽约”的综合体，新片区借鉴伦敦打造人民币和外汇离岸金融中心、陆家嘴借鉴华尔街打造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两者形成互动整体。

　　就法律体系而言，国际金融法律业务领域资深专家、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对记者称，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是国际化的大前提。上海自贸区也在深入推行负面清单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在新一年更是首次跻身全球排名前40，而上海则是权重达到55%的中国样本城市。这些都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资管中心创造了积极和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