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全球负责任投资发展及启示

导读：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持续加深，可持续发展议题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成为国际共识，开始给我国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带来了直接影响

作者｜李文　顾欣科　彭绮梅「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研究院、盟浪研究院，李文系首席研究员、院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15期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推动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资源配置的枢纽，不断受到商业伦理与治理合规性审视与拷问，关注商业行为的外部性影响并开始注重社会价值投资正在成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在各国政府政策法规和社会力量的共同驱动下，负责任投资等相关概念纷纷涌现，可持续金融工具和产品正在全面重塑金融业的发展形态，并从投资理念、投资策略到金融产品和价值创造全过程改变金融行业的生态体系。

“负责任投资”“可持续金融”的创新性和价值点主要在于：它们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金融“资本逐利”且“只应逐利”的偏狭认知，并引导私营部门的投融资行为主动关注经济外部性和积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负责任投资的历史沿革与概念内涵

负责任投资原则倡议（PRI）组织将“负责任投资”定义为“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积极所有权的一种投资策略和实践”。究其内涵，所谓“负责任”投资在宏观层面上是要求投资活动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责；而在微观层面，主要指的是在投资中对“非财务因素”加以考量，包括在投资时考虑标的的ESG风险和机遇，以及在投后采取措施提高投资对象的ESG绩效。如果从这一内涵界定出发，我们发现虽然“负责任投资”的概念直到近几年才广泛进入大众视野，但是与之理念相近的投资实践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探索。

有专家认为，负责任投资的活动甚至可以追溯至18世纪受西方宗教文化影响出现的伦理投资（Ethical Investing）。其主要是将一些教义主张中诸如反对贩奴和战争等内容运用到投资活动中。1758年，基督教贵格会费城年会上宣布禁止其成员参与奴隶贸易，成为负责任投资的最早期的实践之一。1928年成立的“基督教先锋基金”（Christian Pioneer Fund）禁止投资所谓“罪恶公司”的股票（sin stocks），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将非财务标准纳入投资原则的共同基金之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进入了各类社会（责任）运动的高峰期，反战争、种族和性别平权、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等议题也深刻影响到商业领域，推动了现代社会责任投资（SRI）的诞生。期间发生的代表性事件有：1960年反越战主义者推动国际机构投资者抛售凝固汽油弹制造商陶氏化学的股票；1971年美国卫理公会神职人员创建“派克斯世界基金（PAX World Fund）”，规定禁止投资在越战中发“战争财”的公司；1972年成立的德雷福斯第三世纪基金（Dreyfus Third Century Fund）在基金招募书中明确表示将投向相较于同类更有助于提高美国民众生活质量的公司；等等。

21世纪初，全球化进程持续加深，可持续发展议题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成为国际共识。2006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邀请多家大型机构投资者成立了负责任投资原则倡议（PRI）组织。至此，负责任投资终于在全球范围形成了初步统一的话语体系与合作推进的组织机制。

负责任投资的主要原则与策略方法

负责任投资原则倡议组织制定了签署方需共同遵守的六项基本原则，具体包括：将ESG问题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成为积极的所有者，将ESG问题纳入所有权政策和实践；寻求被投资实体对ESG相关问题进行合理披露；推动投资业广泛采纳并贯彻落实负责任投资原则；齐心协力提高负责任投资原则的实施效果；报告负责任投资原则的实施情况和进展。

截至2022年6月底，全球已有超过5000家、资产管理总规模逾120万亿美元的机构签署PRI并承诺遵守上述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

在现实中，不同的投资者可以在不偏离负责任投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符合自身价值理念与业务特性的个性化原则。而在将这些原则应用到投资实践时，各家机构也形成了多元差异的模式，但基本上可分为在构建投资组合时考虑ESG问题和在投资后提高投资对象的ESG表现两大类。

2012年，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首次将广义上的ESG投资策略归纳为七种：ESG整合、负面筛选、正面筛选、依规范筛选、可持续主题投资、企业参与及股东行动、影响力投资/社区投资。GSIA持续对全球五个主要市场（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的可持续投资规模进行跟踪统计，发现从2012年到2020年全球ESG投资资产从13.2万亿美元增至35.3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3%；其中，运用ESG整合策略的资产规模在2020年超过负面筛选，成为目前最广泛运用的负责任投资策略。

国际负责任投资对于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负责任投资在近二十年间实现了从朴素的社会思潮到复杂的理论体系、从零星的先锋探索到全球的主流实践的转型，成为21世纪以来对全球资本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投资理念与创新实践。近年来，负责任投资的国际实践也开始给我国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带来了直接影响。

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在国际资本、国内政策和市场理念的多重因素驱动下，国内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始了负责任投资的实践探索，不少机构选择加入PRI、PRB、PSI、TCFD等国际可持续金融倡议组织。截至2022年6月底，中国大陆地区签署PRI的机构已经达到102家，包括资产所有者4家（占3.9%）、资产管理者74家（占72.5%）、服务供应商25家（占24.5%）。签署PRI的资产管理者中，不乏国内管理规模领先的大型公募基金。据Wind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公募市场存续的ESG投资基金产品达到164只，总规模达2529.26亿元。签署加入PRI的机构不仅要定期发布遵循负责任投资原则的报告，更开始在中国推进负责任投资的金融产品设计和市场投放，不断加强与国际负责任投资者的深度合作，将ESG投资更多地引入中国，从而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选投方向和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

对实体企业的影响

负责任投资的浪潮也深刻影响了国内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企业的ESG表现纳入投资决策，以及通过行使积极股东主义的方式推动被投公司关注可持续性议题和加强管控ESG风险，促使许多大型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践行社会责任，改善自身的ESG表现。一些公司开始结合自身业务建立自上而下的ESG管治架构体系，申明负责任的价值观，出台了相应的制度文件，并积极主动地开展ESG信息披露。

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地缘冲突等不利因素使得全球迈向可持续发展的脚步放缓、陷入停滞（甚至有所倒退），联合国提出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计划在当下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和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我国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支持者和贡献者，将“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纳入国家战略，也同样亟须发展负责任投资，以调动足够的资金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我们在研究和实践中发现，我国在发展负责任投资方面仍然存在多个方面的现实困难和挑战。

一是理念认知模糊，未形成社会共识。负责任投资理念诞生于欧美地区，进入中国时间不久，社会整体上缺乏对相关概念完整和清晰的理解，甚至出现了一些过度庸俗化、功利化的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识的形成，不利于采取共同行动。

二是投资产品有待规范，存在“洗绿”风险。中国内地尚未出台关于ESG投资产品的规范，部分ESG主题基金的选股背离相关原则，存在产品名不副实的“洗绿”嫌疑。近年来，欧盟、美国、中国香港等地出台了各自的ESG基金产品标准，较好地起到了规范市场行为的作用。

三是评估方法需加强本土化创新。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条件和背景，在推进负责任投资时应考虑本土化差异。完全照搬欧美国家主导的ESG评估方法直接运用到国内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亟须加强本土化评估方法学的研发和创新，提升我国负责任投资的实质性和可应用性。

四是信息披露水平较低，缺乏数据支持。开展有效的负责任投资需要对企业非财务表现进行全面、深入、量化的考察，而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和标准，企业相关信息披露行为以自愿性披露为主。根据我们的统计，截至2022年7月初，A股上市公司披露非财务报告仅有1442家，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三成左右。同时，信息披露的规范性、真实性、及时性、连续性等方面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对负责任投资的规模化、实质化发展造成了阻碍。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问题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寻找系统性、体系化的策略措施。我们期待通过政、商、学、社、研等各方联创，共同打造负责任投资的本土化落地路径和不断涌现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先进样本。■

（责任编辑　植凤寅）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杂志。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