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钱”与“央行的钱”存在本质区别，易纲撰文详解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如果允许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靠印票子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最终将引发恶性通胀，财政也不可持续并产生债务危机。”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上发表题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署名文章指出。

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指明了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方向。

易纲在文章中表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围绕党的二十大确立的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做好四项工作：一是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三是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提升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四是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第一财经梳理重要表述如下：

如果中央银行履职不到位，就可能出现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或者发生通货紧缩，甚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有望维持在合理区间，有条件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斜率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形态。对于海外债权，按照“谁投资谁承担风险、谁决策谁负责风险补偿”的原则，由金融机构和企业承担主体责任，相关决策部门充分考虑项目的金融可持续性，负责风险补偿。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自救”应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财政的钱”与“央行的钱”存在本质区别。如果允许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靠印票子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最终将引发恶性通胀，财政也不可持续并产生债务危机。

靠印票子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最终将引发恶性通胀

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保持住了政策定力，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没有实施量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

何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正常的货币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利率的调整可以有效调节货币政策的情况。与其相对应的是在零利率或负利率情况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易纲表示，正常的货币政策不仅有利于促进居民储蓄和收人合理增长，也有利于提高人民币资产的金球竞争力，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021年至今，央行先后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增加民航应急贷款，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推动设立共计6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货币政策结构性特征越加明显。

易纲强调，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有望维持在合理区间，有条件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斜率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形态。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预计，2023年一季度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可能在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汇率稳定之间进行高频切换，二季度起随着经济企稳回升，货币政策基调将转为稳健灵活适度。货币政策将以结构性调控为主，侧重定向引导、精准滴灌。预计央行继续引导银行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小微、绿色等领域的信贷支持，也可能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言论曾多次引发市场热议。

对此，易纲在文中指出，“财政的钱”与“央行的钱”存在本质区别。如果允许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靠印票子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最终将引发恶性通胀，财政也不可持续并产生债务危机。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关规定，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对人民银行承担金融稳定和改革成本应当年计提拨备，按程序尽快核销，并充实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和资本，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进而保障人民银行依法履职，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并以此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自救”应成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有大型银行和农信社因职责和产权不清、行政干预严重等政策性原因积累了大量经济转轨风险。对此，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化解风险，通过发行国债、外汇储备、央行票据、地方政府专项借款等注入资本金，并对不良资产进行果断处置。通过“花钱买机制”，建立了资本约束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

不过，易纲表示，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或央行出资的“他救”，一般以原股东破产清零为前提条件，要慎用，防止道德风险。“自救”应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

易纲表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金融机构及股东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金融机构要建立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按照监管规则计提拨备，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塑造金融机构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尊重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权，减少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推动资不抵债的机构有序市场化退出，通过股权清零、大额债权打折承担损失。

他还指出，“自救”能力来源于市场经济下机构的股东出资和可持续经营产生的收益，“自救”的能力和自觉性来源于有效的监督。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建立在预算硬约束基础上的，市场主体以自己的资本充足率为约束，股东负有主体责任，在出现坏账时，用拨备、核销、补资本的方式满足监管要求，保持自身的稳健性。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5年间，银行业机构共计提贷款拨备超过8万亿元、核销不良资产超过6万亿元、补充资本金超过10万亿元。

“可见，商业银行的‘自救’能力是在产权和监管的约束下，主要由自身的税后资源来实现的。”易纲称。

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

2018年以来，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成果，金融风险整体收敛，但与此同时，监管不到位成为了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易纲强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进一步健全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易纲表示，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具体来说，一是把好金融机构准入关，有效加强对股东监管，防止内部人控制；二是按照“管合法更要管非法”原则，加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处置，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三是加强监管执法，丰富执法手段，强化与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部门协作；四是加快监管科技和大数据平台建设，推动数据标准统一和监管共享；五是强化监管问责，查处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六是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确保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

金融监管者负责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是金融风险的最早发现者，也应当是金融风险的纠正和处置者。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金融监管权力与风险处置义务并未完全匹配。

易纲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只有切实承担风险处置责任，才会真正努力将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才有助于促进各方形成防范化解风险的正确顶期。因此，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原则，依法合规压实各方的风险处置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