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中国的需求不足是暂时的，增长潜力相当可观

　　9月5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珺展开对话。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2001年，他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在信息技术完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今天依然适用。

　　过去三年，斯宾塞连续参加外滩金融峰会，曾围绕数据监管与大型科技公司反垄断、全球通胀以及能源转型等前沿议题与刘珺展开建设性讨论。他认为，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兼顾环境可持续、社会平等与国家安全的增长模式。

　　在今年峰会上，他从供给、需求和贸易平衡等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关键问题出发，再次与刘珺对话，探讨适应当前趋势的未来增长模式。

　　全球供应链碎片化引发通胀

　　刘珺：最近，西方主要经济体一直维持较高的政策利率，但通胀仍在一定范围内，难以控制。在我看来，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变化。您对去全球化及其对控制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何评论？

　　斯宾塞：从疫情中走出来后，世界上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这是一种多样化的模式，以应对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这无疑是引发通胀的一个因素。

　　或者换一种说法，在西方经济体中，新兴经济体的非凡增长带来了非常强大的通货紧缩力量，尤其是制造业实力和规模不容小觑的中国。这种通货紧缩的力量正因碎片化有所削弱，但没有消失，只是削弱。

　　所以我们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双重因素，但通货紧缩的因素不那么强大。而通货膨胀因素，这些结构性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生产力下降等等，这些都是供给侧的限制。需求健康，供给侧弹性下降，就有了新的通胀力量。

　　中央银行最初确信，供给侧的问题导致需求过剩，并引发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受疫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存在，比如海运成本高出天际，半导体短缺，贸易中断……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央行认为它们无能为力，这些问题会自己解决。

　　我认为央行行动晚了，几年前它们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不会消失。还有其他因素限制了供给侧，特别是全球供应链中断等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应对通胀反应如此迅速，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这场巨大的通胀斗争。这场斗争似乎处于后期阶段，但央行仍未取得完全胜利。

　　刘珺：那我们把话题转回中国。中国的通胀一直管控得很好，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强国，建立了多元、综合的产业能力，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从深度、广度、潜力上都首屈一指。在此形势下，中国有更多选择，能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管控通胀。实际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通胀的管控是比较有效的。我们可以用诸如发电量、客运量和货运量等高频指标来评估通货膨胀和经济表现。

　　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已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在风浪中保持稳定，也希望这一趋势持续。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在负责任地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帮助控制全球通胀。8月份IMF也上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的需求不足是暂时的

　　刘珺：抛开货币政策、政策与通胀管控的话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总的来说，关于经济增长有两大学派，即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二者各有特点。在您看来，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这两种增长模型更具适应性和应用性？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侧的经济政策实践能否对当今世界经济问题有所启发？

　　斯宾塞：我觉得是有所启发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还没有完全形成经济理论。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在七八十年代，当时没有这些强大的通货紧缩力量，这些力量之后维持了至少30年。当时也有冲击，有供给侧的限制。没有外部引发的通货紧缩力量，但有供给侧的问题。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供给侧、生产力等因素的制约。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太严重的通货膨胀。

　　再近一点的时期，西方金融危机之后，需求受损太过严重，人们开始储蓄，以便未来退休。结果，需求成了制约增长的因素。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里，我们的生产效率不断下降，但并不成问题。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通胀在欧洲等地方都低于目标。所以那是一个受需求制约的时期。

　　我认为，对长期生活在通胀不是问题的时代的人们来说，让人震惊的是，每当需求侧激增，全球经济的供给侧就会作出反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生产能力得到巨大增长。突然，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的世界中，供给侧缺乏弹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价格更高了。我们有通胀压力，但很难给特定时期贴上精确的标签，不同时期情况不同。我们已经从主要是受需求所限的增长模式转变为受供给所限的模式，这是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整整一代人，加上一半的政策制定者、金融市场和商业从业者，都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货紧缩型的世界里，而且受需求所限。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不同的世界，我们的心态等等都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如果不适应的话，我们就容易犯错。

　　刘珺：如果看中国经济，在当前阶段，供给侧和需求侧哪一侧更重要？

　　斯宾塞：这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中国短期内面临总需求不足问题，主要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出现一些问题，导致居民消费受到了打击，投资方面也有一些低迷，这是暂时性的。长期来看，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生产力的提升会推动经济继续增长。所以，短期来看，可能需求受限。

　　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取决于持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其增长潜力确实相当可观。中国有些地区已经属于高收入水平了，但我们讨论的是整个经济朝这一目标迈进，我认为这一进程会持续下去。

　　当然这一进程现在会更难，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因素。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贸易、资本流动、技术流动方面不如之前友好了。希望我们能回到那个方向，但现实地说，永远无法真正回到之前生活的世界，比如说，2000年左右的世界。

　　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和整个世界来说仍然不变

　　刘珺：当下，供给过剩和产能过剩现在已成为热门话题，您如何准确地定义供给过剩和过剩产能？如何在宏观层面上区分全球均衡和国家均衡？如何从结构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所谓的供应链不公平？毕竟国家间和总体贸易平衡之间的供求差异很大。

　　斯宾塞：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中间的联系很多。我觉得最好一开始就认识到任何经济体都有一些人所说的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是一系列商品和服务。商品基本都是贸易流通的，但有些服务是在国际贸易中流通的。

　　而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东西都在贸易流通。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生产大量商品，其中一些是贸易的，但大部分是在国内消费的，因为有巨大的国内需求，同时中国也生产服务，用于国际贸易。但服务业的大部分产出都在贸易流通。

　　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部门。这些服务必须在国内提供。这是很基本的区别，因为解释了为什么经济体处于各种不同的条件下。

　　因为可贸易部门对全球经济状况非常敏感。不可贸易部门是独立的。在不可贸易部门，需求和供给必须基本一样，因为不能从外部来源供应不可贸易部门的国内需求。

　　一旦明白这种区别，就可以开始看到不同经济体有不同的条件和配置，因而有不同表现。

　　现在，在现代发达经济体甚至像中国这样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可贸易部门可能占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用附加值或产出来衡量。所以不可贸易部门规模很大。以美国为例，不可贸易部门而非可贸易部门是生产力问题出现的地方。经济体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如何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变化，通货膨胀的状态等。这也显示出我们都生活在全球经济中，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交易流通，这是一个可交易和不可交易的复杂组合。

　　我认为萨伊定律从长远来看是对的。的确，产出产生收入，收入最终会被花掉，但不一定越花越多。因此，很多因素都影响着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这与收入的变化有关。富人可能不会花那么多钱，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储蓄、购买资产等。

　　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比如疫情，或者911事件，当时人们不坐了飞机了，十分恐惧，需求就消失了。所以可以看到生产、产生收入，至少对某些人来说产生了收入，而不是政府、公司、个人、家庭或者投资者，在短期内不一定会转化为需求。

　　我认为在经济学中需要做的是更多关注资产负债表。但所有这些都跟流动有关，生产率、增长、GDP、储蓄和投资都是流动的。如果资产负债表遇上大事件，那就会影响流动。所以要更全面了解经济情况，必须更好整合资产负债表。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刚刚谈到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原则上，没有任何事情会阻止普通经济活动恢复正常，但我们那十年非常不寻常，需求低迷，储蓄高企，打造良好的资产负债表，以在低利率条件下退休，没有出现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

　　这很不寻常，我认为如果不注意资产负债表，就很难理解这种模式。但如果住宅房地产价值下降，就可能会看到消费的反应，直到系统达成自我平衡。才恢复到一种更正常的模式。

　　刘珺：因为我们至少要解决三个平衡。一是不可贸易和可贸易部门之间的平衡。二是长期和短期的平衡，以及本国和世界的需求。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三是供需双方的平衡。您对中国经济非常熟悉，刚才谈到萨伊定律及其如何看待供需，是有背后的预设的。我们预设整个市场必须是有效率的。尤金·法玛也讨论过有效边界、有效的市场机制。然而，全球市场中摩擦不断增加，改变了这一基本前提，使得这一定律有时与现状不符。

　　斯宾塞：因此，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中国的需求不足是暂时的，因为我们讨论了短期和长期情况。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这个问题是短期的。

　　长期来看，我们会把整个经济向新的高质量水平转变。世界上某些地区供应过剩也是短期现象。随着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将重获巨大潜力。我们在这方面决心坚定。像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些技术推动新经济模式发展。

　　中国还有巨大的市场和人口，中国人民也抱有尝试新事物的热情。如果来中国，会看到很多人想尝试新事物，新的应用程序、新技术，新场景和新东西。再加上中国人民有追求更好生活水平的雄心。这些都在数字经济世界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至少数百个数据绑定。我们对未来5到10年有个粗略的估计，经济数字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全球互联水平，降低了物理边界的限制。协调可能仍然是数字的主题。我对未来很乐观。我确实认为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和整个世界来说仍然不变。

　　美联储将在秋季开始降息

　　刘珺：您对美联储九月下一步行动的预测是什么？对美联储有什么建议吗？

　　Spence：看起来美联储将在秋季开始降息，也就是最近了。我认为需要一个非常严重的负面信息，比如通货膨胀上升，就业失常，美联储才不会降息，因为它们基本上是在走钢丝。美联储试图在不破坏经济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我认为现在通胀已经达到了他们理想的水平。美联储会更担心它们是否会让经济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所以，我认为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对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回到一年前，他们在联邦基金利率中贴现了725个基点。到二月就只剩下两个点了。看起来是在稳定。但我认为，就市场态度而言，波动部分来自于纯粹的不确定性，没人真正明白。

　　对于降息的幅度，可能不会像许多市场参与者所希望的降得那么多。现实的可能性是，与通胀的斗争最终基本结束时，可能会有更高的实际利率，肯定会高于金融危机后十年中期的水平，当时利率基本上为零或为负，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水平。随着通胀下降，下调利率是一个很好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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